被西方“发明”出的“东方专制主义”
    
    推荐人：贾元昌
    
    推荐理由：今天的中国所使用的词汇和概念，很多都是近代以来由西方国家创造的，而这些词汇难免会带有水土不服、失准、傲慢和偏见。随着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亚洲社会共享的、又为其他区域国家所理解的亚洲价值体系。在掌握和塑造话语主导权的过程中，重新整合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命运共同体这一使命，任重而道远！
    

    要构建亚洲价值观，首先就要去除历史上西方对亚洲的污名化。无论在亚洲还是世界的其他地方，当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讨论亚洲价值观的时候，尽管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定义，但无论从规范意义还是经验意义上，他们都是从正面来论述亚洲价值的。从经验层面，亚洲价值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即合理”。从规范层面，提倡亚洲价值观，不仅是因为亚洲价值观存在着，而且也应当存在。“应当存在”即是一个规范陈述，就是说，亚洲价值观从其存在的开始时起就具有人类所应当有的道德含义。历史地看，亚洲价值观便是其他各种否定亚洲价值观存在或者否定其正面道德意义的论题的反论题。
    在种种否认亚洲价值观的存在或者其道德意义的论题中，最为著名的乃是流行于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在西方，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自从古希腊时代产生起到今天，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的个人，对此有不同的表述和论述，其内核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从其产生时起，也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从经验层面，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是存在的。在这个概念的引导下，西方不同时代的学者和作家都会去寻求经验论据论证其存在。其次，从规范层面，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是东方区别于西方的根本，也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因此，它需要被改变甚至抛弃。
    今天人们在讨论亚洲价值观的时候，首先就要搞清楚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及其论述。东方专制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设还是作为一种经验存在，都要探究其发明者和使用者在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时所指的内容和其所使用的方法论。
    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斯宾塞教授在其《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探求》（The  Quest  for  the Western  Mind ）一书中讨论西方历史上是如何认识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的。书中，斯宾塞引用了当代意大利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一书中有关马可•波罗与元朝忽必烈汗王之间的一段有关城市的对话，这段对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世界是如何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的。
    汗王忽必烈要马可•波罗讲述他所见到过的城市。卡尔维诺写道：
    马可•波罗一直继续他的报告，列举了许多地名、风俗习惯和物产。他的阅历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然而此刻却不能不放弃了。天亮的时候，他说：“汗王，我所知的城市都讲过了。”“还欠一个”，忽必烈说。马可•波罗垂下头来。“威尼斯”，可汗说。马可•波罗笑了一笑。“难道你以为我一直在讲别的城？”汗王毫不动容。“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过这个名字。” 马可•波罗说：“我每次描述一个城市，其实都是讲威尼斯的事。”
    这段对话很有哲学味道，它隐含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人们讲故事的心理信息，那就是，人们可以看着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想象着别的城市。或者，人们可以用相反的方式，想象着别的城市讲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前一种方式往往是为了向别人举荐或者推销自己所熟悉的城市，而后一种方式则往往是人们对自己的城市不满意，要向别的城市学习。
    在文化方面也一样。人们总是喜欢拿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作比较，或者拿别人的文化和自己的文化作比较。不过，比较总有一个立场问题。一般来说，这种比较会产生两种心理倾向性。一种倾向性是彰显自己文化的优势，夸大别人文化的劣势；另一种倾向则相反，当比较者不满于自己的文化或者主张改革自己的文化时，就会倾向于抬高他人的文化，而贬低自己的文化。这两个倾向性都不难理解，简单地说，只是因为人性的自私性。
    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和今天的亚洲价值观就是这样的文化比较的产物，是人们比较西方价值观和亚洲价值观的产物。作为文化，无论是西方价值观还是亚洲价值观，都是客观存在的，两者都是生活在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实际生活经验的历史积淀。当它们作为客观存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判断的。但是，东方专制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同样，作为其反题出现的亚洲价值观也是一种道德判断。在道德判断这个范畴内，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西方价值观或者亚洲价值观，而只有在比较两者的情况下才构建起来的。
    

责任编辑|崔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