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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美与历史 对于文学批评说来，审美与历史构成了由来已久的抗衡。 现今，放弃审美的文学批评遭到了普遍的非议。审美是“文学”不可替代的神秘魅力，绕开了审美的文学批评不啻于舍本逐末。尽管如此，文学批评的实践并未就审美的考察焦点达成共识。一些批评家热衷于复述诗文之中的良辰美景，一些批评家擅长分析的是文学人物的性格与内心幽微；若干批评家试图论证作者与读者共享的无意识机制如何造就相似的心理波澜，还有大量批评家将语言符号、叙述模式以及形式结构视为揭开审美秘密的入口。总之，审美的名义没有进一步转换为一致的理论主张，众多批评家的共同之处仅仅显现为：反抗庸俗社会学的泛滥，拒绝将文学视为各种社会学观念的简单例证。 “历史”的确是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中心词——正如詹姆逊所宣称的：“永远历史化！”①然而，庸俗社会学很大程度地败坏了历史分析的名声。批评家援引历史教科书的各种现成结论证实作品的故事情节，仿佛后者仅仅是前者的形象翻版；如果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距离，批评家通常会向文学发出傲慢的诘问：“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庸俗社会学封锁了作家对于历史的独特探索，历史已经被事先想象为没有任何杂质的现成原则。 “永远历史化”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根据各种具体的历史语境，分析诸多事物的历史脉络及其依赖的社会条件，预言它们的未来命运。社会历史批评学派从不否认审美的存在，批评家力图证明的毋宁是：审美并非从天而降的神秘事件；作为历史运动的产物，审美是一种可以解释的文化现象。哪些对象进入审美的视野？民族共同体、教育程度、文化阶层、意识形态乃至经济状况如何充当审美的各种参数？这些问题无不可以追溯到某一个时期历史结构提供的社会条件。 社会历史批评学派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考察：第一，文学作品再现的社会历史——既定的历史构造如何铸成各种人物性格，设置一系列悲欢离合，那些人物命运的演变背后隐藏了何种历史性的巨大冲动；第二，文学作品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那些惊世骇俗的作品诞生于何种文化土壤之中？无论是作家的文化基因、读者的接受心理还是文学类型、修辞风格、叙述视角，批评家试图从众多文学元素背后发现必然的历史原因。也许，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不像“镜子”的隐喻那么简单。没落的历史阶段可能出现巨著，例如《红楼梦》；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神话的土壤，例如各种科幻文学。尽管如此，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从未消失，社会历史批评学派恰恰必须在众多中介物背后揭示这些联系的痕迹与形态。相对地说，第二个方面涉及的内容及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个方面。 然而，文学批评没有理由忽视另一个相反的命题：审美如何观照历史。激情、欢愉、悲伤、惆怅、憎恶——审美并非简单地为感性争回一席之地，而是隐含了独特的价值评判。这个世界业已拥有无数的理念和观点，这时，审美制造的那些内心波澜或长吁短叹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哲学话语、政治话语、法学话语或经济学话语仅仅将审美视为无足轻重的附加值，那么，批评家有义务证明，文学所依赖的审美提供了另一种分解、想象、重组以及评判历史的方式。相对于“存在”“本体”“国家”“民族”“资本”“法理”等种种社会科学擅长的重磅概念，文学关注的是这一切如何植根日常生活，进入普通人生的琐碎细节，与个人的命运、内心的悲欢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时，日常生活与普通人生是种种重磅概念无法化约或覆盖的历史单位。因此，文学批评对于审美的肯定亦即对于日常生活与普通人生的价值认可。 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文学解读往往征引作品证实各种社会科学命题，审美对于个别、具体、形象的注视可能与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产生某种差异乃至冲突。如果说，审美图像的高分辨率与审美视野的狭小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么，文学批评没有理由坚持审美的独断。有时，审美观照还必须考虑乃至接纳社会科学的修正。因此，这种问题会一次又一次地冒出来：如何决定文学批评的前提——如何决定审美与历史的主从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