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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文学观念基本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农耕文明与西方的海洋文明的区别，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区别，中国的求实精神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的区别----来揭示中西文化的区别如何导致文学观念的差别。我说的这几点，也不是新鲜的，但过去不少论者没有真正地把这种文化的差异与文学观念的差异完全联系起来谈。而我所注重的就是中西文化差异与中西文学观念差异的真正联系。 （一）中国的农耕文明与西方的海洋文明的区别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为什么把文学看成感情形态的言语表现呢？如果从中华文化根基上来说明，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中华古代文明是农耕文明。中国古人所理解的“四海之内”，就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陆地区，他们很少谈到海。孔子只有一次谈到海，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8]孟子著作中也只有一次提到海：“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19]他们不像西方古代学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整天出入于大海之间。中国一直有“上农”的思想，把社会列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士是地主（其中一部分知识人），农是农民，他们列在前面，因为他们与土地与土地的耕作的关系最为密切。商是商人，被列在最后，因为他们不从事生产，只是不断地倒腾东西。农是本，商是末。《吕氏春秋》中有一篇“上农”，美化农民，贬低商人，其中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其死处而无二虑。”对于商人就没有这样多的好话了，“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而无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20] 农耕文明的特点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协同劳作，以便获得丰收，解决衣食住行的生活基本问题，更进一步则全家和睦相处，这就是幸福了。那么家庭怎样才能协同劳作、和睦相处呢？按照农耕文明所选择的儒家人文伦理，就要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相亲相爱。这种家庭内部的仁爱的感情延伸出去，那么就转为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再延伸出去，就要爱国家、爱乡土、爱家园、爱乡亲、爱土地、爱山水、爱花鸟……反映到文学上面，那么首先就要以诗情画意抒写父子、夫妇、兄弟、姐妹之情，抒写君臣、友朋之情，更扩大一步，就要抒发对国家、乡土、家园、乡亲、土地、山水、花鸟之情……这也使中国古代文学所抒写的这一切情感都是十分素朴的，是对身边之人之事之物的情感，鬼神之类的超验之世界在中国文学中较少出现。中国文学理论也讲“神思”，但这是由此及彼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联想与想象，而不会跨入“上帝之城”，中国文学中没有超感觉的“上帝之城”。中国文学的审美论就奠基于农耕文明上面。 为什么西方人在文学上主要持摹仿论的认识论呢？这就是与西方人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和其后的工业文明相关。首先，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人生活于大海之间，南邻辽阔的地中海，北对北海、波罗的海和冰封万里的北冰洋，东面则有亚得里亚海、伊奥尼亚海、黑海等，西面则有爱尔兰海、英吉利海峡，更有那无边无际的太西洋，在这些海洋之间，岛屿很多，为了生存，为了商业的顺利开展，他们不得不面对茫茫的波涛汹涌的大海，面临孤立的岛屿，甚至冒着巨大的危险，出没于各个海岛和海岸之间。为了熟悉大海，熟悉所能遭遇到的各种状况，熟悉不同岛屿上人们的习俗，以及减少危险的袭击，他们必然具有更多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为如果他们不去探索时时变化的外部自然的规律，他们就会遭遇危险，他们的求生的行动就会失败。所以他们的环境更有力地促使他们去获得知识。作为文学的悲剧、正剧和喜剧一类的文学叙述与描写最初也被当作知识的一种，就是很自然的了。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始终有“上帝之城”，有此岸与彼岸之分。神依凭所制造的无定形的“理式”，是真理的凭据，知识的凭据，但这个真理与知识属于上帝，人们如何能解开上帝所制作的完好的“理式”呢？用柏拉图的话说要依靠“回忆”。用后来科学的话来说，则需要“探究”。“回忆”和“探究”有多种形式，文学的想象和虚构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所以在西方文化那里，文学始终是知识的认识，与中华文化把文学当作生命情感的领悟是不同的。 但上面这些看法还是比较简单和笼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从人文主义、科学求实精神的角度，形成中西文化比较，才能进一步解读中西文学观念差异的文化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