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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以后，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或论争，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直到现在这种讨论仍在进行之中，例如，陶东风教授最近在《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上又发表了《关于中国文化“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长篇论文，再一次针对我及我的博士生们的观点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思考。应该说这种讨论是有益的。陶东风教授文中所反映出的疑虑实际上代表了学术界相当学者的疑虑和困惑，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否可行？究竟如何建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实际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为主来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不少学者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认为这条路是不可行的。陶文也认为我所提出的由“杂语共生”而实现中西文论对话与中西文论话语的融合同样是基本行不通的。 由于陶东风等学者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的看法会造成某种对我的观点的误解，本文意在进一步阐释我的观点，也算是对陶东风论文的建设性回应，并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论题进一步引向深入。 “失语症”的提出，应当说引起了学术界很大震动，正如罗宗强先生所指出：“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这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出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各种可能性。” 然而，尽管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也提出了不少看法，但似乎仍然解不开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怀疑情绪。原因在何处呢？我认为，就在于对“转换”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尚未真正认识到。究竟怎样“转换”，怎样“重建”，怎样“融汇中西”？我们需要研究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路径来。我认为，这条路径，不应当是闭门空想出来的，这个方法，不应当是人为地设计出来的，而应当是在总结人类文化的总体规律，总结各国文化交流规律，总结各国文学理论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 因此，我将目光转向文化史与文学、文论史。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曾有多个可以作我此文例证的文化现象，在这里，我仅举大家所熟知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为本文的例证。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实际上存在着若干次的中外文化“融汇”与文化“转换”和文化“重建”。例如，仅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文论就遭遇了两次大的异质文明的碰撞、交流融汇及转换和重建。其一是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汇，其二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转换与禅宗的建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