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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无人曾知晓我的玫瑰  《无人知晓的心愿》，[美]弗朗西丝·奥罗克·多维尔著，邸笑飞译，么么鹿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丰厚的内心往往有个大大的空洞需要填补，就像一座山谷，可以容纳水、树、鸟、岩石……却只听到自己的回声，难免寂寞。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岩石角的女孩阿里·梅是寂寞的。她12 岁，正站在连接两个世界（大山与外界、童年与成年）的门槛上，抱怨身边的孩子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或者特别无聊。 实际上，她既不知如何保存已有的，也不知如何接纳未知的，但渴望长大、渴慕友情的心却正如老歌里唱的，“五月美好的日子哦，绿色的嫩芽在膨胀”。好在她不必总是臆想自己离家出走，找只熊结婚；或者扒火车，沿着山脉一直走向城市……并非只有“在路上”才能环游世界，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个满满当当的世界，足够我们用一生来探索。 阿里·梅选择给素未谋面的远方表妹卡罗琳（卡罗琳是小姨的女儿，小姨年轻时离开大山远嫁罗利市，再没回来过）写信，以期赢得一份丰厚的友谊。 写作是青春期少女最为明智的选择，它使内心的山谷不断地回旋着风声——经历与回忆，观察与想象，难能可贵的自省与批判，将如丰盈的山水甚至尖峭的悬崖，在晨光中一一显影。 写第一封信时，阿里·梅就像个运筹帷幄的将军，坐镇词语的战场，“各种词儿全都涌了出来……我的笔端有成百上千的故事……”比如，九岁那年我梦游时总从窗户往屋顶上爬，但一次都没摔下来；威尔·梅康用面粉袋子装了只活鸡去教堂聚会……絮絮叨叨的，可这就是生活，在失去时尤其令人眷恋的生活。还有，东海岸的女人有着黑夜般的皮肤，会对人下咒；有人在山洞里迷了路，再也出不来，就变成鬼魂；死于高烧的奥兹·奥德姆总在树林里游荡，穿着白裙子，全身闪闪发光……神神叨叨的，如鬼火闪闪烁烁，却并非贫瘠的迷信。还有，从毛毛虫身上的条纹预测冬天有多冷，棕色的条纹更宽意味着暖冬，黑色的更宽则预示着大雪；一只黑熊幼崽站在小溪边，静静地注视着我们，就像所罗门王一样庄严而聪慧；山里到处是开着白花的月桂，叶子长年绿着，闪闪发亮……乡野里的一切都充满闲趣与灵性，而记录它们的文字也像是带着“刚刚劈开的木头的清香”。 “谁能拒绝一个讲有趣故事的女孩？”可是表妹一直没有回信。但阿里·梅说过，“自从开始给你写信，我对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观察得仔细多了”。这个尚未现身的隐含读者已如地底的暗流，有力地推进着作者的叙事，让她贪婪地消化生活中的一切养分。并且，“给你写信就好像在傍晚光线昏暗时分，只有邻居家走廊上亮着一盏小灯时，和朋友一起分享秘密”。 这样的秘密又催化着一个新鲜的自我。因而，阿里·梅已不自觉地成为一个自觉的叙述者，以笔端的丰富与耐性延续着执着的自白——写作已成为一种无需回应的习惯，造福于我们这些身处事外的读者。 “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不停地给你写信，如果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是亲人、我们应该成为最好的朋友的话……”这近乎誓言的心声始于一股被了解和了解、敞开自己和怀抱他人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会把自我和周边的世界一并层层剥开，展露其间真实的内核，愉悦的悲哀的，美丽的丑陋的。 皮特曼和凯勒女士从城市来到大山，创建了定居点学校以帮助“生活艰难”的当地人。她们教人编篮子、做椅子，希望保持悠久的手工艺传统，而拒斥商店里的成品，因为那是“堕落的标志”；她们采集民谣，把歌声录制在蜡质唱碟中，而鄙夷收音机里“既花哨又庸俗、充斥着廉价的爱情”的流行音乐，并否定外来的小提琴和班卓琴；人们热切地盼望着谷仓舞会，以将自己从单调的俗事中释放出来，她们却和神父一样认为这将导致罪恶……显然，在帮助者和被帮助者、外来人和当地人之间产生了不太愉快的文化冲突。爸爸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尤为鲜明： 爸爸：“他们到这儿来，就是想把我们的生活变成他们喜欢的样子……” 妈妈：“他们是在保存我们的生活方式……” 爸爸：“他们喜欢我们按照一百年前的样子生活，不喜欢我们像现在这样生活，就好像我们就该一直活在过去一样。” 皮特曼女士她们肩负神圣的“文化使命”，希望把过去的乡村生活博物馆化，保持它静止不变的封闭性，以适于局外人观赏，这就如保持一个甜蜜、驯顺、静态的童年，以供成年人缅怀一样。然而谁能如此自高，去辖制生活本身的静与动？得以延续至今的文化自有它的生存之道。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透斯可以任意变形为熊、狮子、龙、水、火等，只有被缚时才现出自己的原形。传统即如原形，但绝不受制于这单一的定形，而仍拥有接触外界、相互交融、始终更新、不断变形的自由和活力。 另一个问题则是文化优越感。皮特曼女士向外界筹款时写信说：“简直不能相信人们这样子生活，生活在这样的无知和肮脏之中。”可怕的是这不符合事实。正如敲门说要“来拯救我们灵魂”的传教士，这种赤裸裸的歧视和自得的帮助造就了一种真正封闭的自以为是的幻象，也让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反讽：她们“想方设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爸爸则觉得“我们这儿的生活好得很，没啥好改进的”。 两者之间的冷淡与疏离同样反射在孩子们身上：在野餐会上，山里的孩子在草地上东奔西跑；外来考察者，巴尔的摩的孩子，“则站在一旁，瞪着眼看着，仿佛在看一场演出。”两者的打扮、神情，甚至饮食习惯似乎都成了悲哀的隔阂，所谓优雅的举止与粗朴的游戏又使文明与野蛮形成了俗套的对比。 露丝甚至用“原始”来形容岩石角，并认为远嫁此地的萨里女士必定无法跟当地人聊天，因为彼此差距太大。用半是怜悯半是猎奇的眼光打量一个“贫穷”“落后”的世界，不知道也不承认当地人生活的意义和乐趣，那么这些仁慈的帮助者们将永远只是隔靴搔痒的局外人，并且损害了个人和族群共同的尊严。阿里·梅忍受着“心底深处涌出来的那股耻辱”，她希望从不回信的表妹“可以发自内心地重新考虑”（小姨已头也不回地离弃了自己的故乡和传统），而不同样堕入简单、粗暴的刻板印象。 那么阿里·梅如何应对这种背离初衷的文化干预？面对露丝的骄横，她说：“但她代表不了所有人啊！”她绝不将偏见如炭火一样堆到某个群体头上，而会冷静又诚挚地思考。她相信皮特曼女士开办学校是因为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我只是不明白，爱就够了吗？” 没有发自内心的理解与尊重、接纳和体恤，爱只是所言不实的自我满足。从疑惑到愤懑到宽容，阿里·梅毫不含糊地经历了人格的成长，在对自己和他人的审视中获得了清醒的自尊与乐观：“我们知道我们拥有很多财富……尽管我们一贫如洗。”而爸爸也表达了同样的自知与自足：“她觉得我们的生活没达到世界普遍的标准，也可能是对的。不过这有什么好担心呢？只要我们达到了自己的标准就好。” 世人无人曾知晓我的玫瑰， 除去我自己…… 我有过极大的荣誉。 别人却在内心里不需要 那样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