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的文学黄金时代，可以说就是一次文化“重建”，这个重建。不仅仅有南北文学的交流，更有东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汇，这个“西”，便是“西土”传来的印度文化。 佛教及印度文化的传入，其实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产生了激烈的文化碰撞的。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之时，便会看到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冲击。有学者指出：“两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新思潮海陆并进，南北夹击，冲进中国。在北方，更有胡族的武力为之推波助澜，来势汹涌，一时出家修行的人，盈千累万。有些热心的信徒，为证道苦修起见，会长期绝食，毁伤肢体，甚至于绝食而死，或自焚而死。这种如痴如狂，违反人性的情形，几乎把中国社会都寺院化和印度化了。若任其继续推演，可以发生社会秩序凌乱，文化解体的危险。” 仅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当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并不亚于近现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当时的统治者及知识分子，也分成“西化派”与“保守派”，展开了斗争与论战。南朝梁武帝是一个典型的崇佛“西化派”，他曾大建寺院，大倡佛教，甚至三次舍身同泰寺。反对佛教的“保守派”典型的是所谓“三武一宗”，“三武”即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帝，一宗即周世宗。他们轻则禁佛，重则大开杀戒，对佛教加以严厉的镇压。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西化”与“保守”之论争，展开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论战。著名哲学家范缜作《神灭论》，主张“形灭则神灭”，发表反对佛教和因果报应的言论，“此论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梁书•儒林传》）道士顾欢则作《三破论》，认为佛教“入国而破国，诳言说伪，兴造无费，苦尅百姓，使国空民穷。”“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入身而破身,人生之体,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道，四有绝种之罪……” 。针对顾欢的《三破论》，《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专门写了《灭惑论》，逐条反驳，论战激烈。顾欢还作《夷夏论》，指斥佛教是“洋教”，反对顾欢的人有当大官的司徒袁粲，他託名道人通公，首先反驳，一时间士人与和尚们，纷纷反击，谢镇之作《折夷夏论》，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释慧通作《驳夷夏论》……。恰如唐代和尚神清所描述当时论战状况曰：“是以道则有《化胡经》、《夷夏》、《三破》、《十异》、《九谜》；释则有《灭惑》、《驳夷夏》、《破邪》、《辩正》，纷然陵驾，即悖而往，亦悖而复。” 这种论战，几可比拟“五四”运动时期的中西论战。“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以致中国几乎“西化”，文化大论战就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同样，在魏晋南北朝，印度佛教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不可避免地纷纷参与了中国佛教化运动：曹植“每读佛经，以为至道之宗极也”。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都与释惠远在庐山所结莲社相往来，其余如孙绰、孔稚圭、刘勰、沈约、陆云、刘孝标、徐陵、江淹、颜之推、卢思道等等著名知识分子，皆是“孔释兼弘”的思想家、文学家与文论家。佛教风动朝野，牢笼一时人才，其“西化”或曰“佛教化”盛况，可以概见。 中国魏晋南北朝的“西化”——“佛教化”对中国文化的大冲击，曾一度威胁中国文化之根本。正如顾敦鍒先生所指出：“佛教传进中国，有把中国文化的人间性、理智性和伦理性观念等加以推翻的危险。……两晋南北朝的佛教化是根本虚弱，没有控制的佛教化；这是有文化解体的可能，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这个时期，有点类似于中国现当代时期的全面西化状况，中国文化在欧美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几乎完全断裂，中国文化之根已经很虚弱了。这种虚弱状态，就是我所描述的当今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状态。目前这种状态可能有两个发展方向，其一是继续“西化”，（在古代是用西来的佛教来化中国，在当今是用西方文化来化中国）；其二是将西方文化中国化。而佛教虽然“西化”（或曰中国佛教化）了中国，同时也逐渐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西来”的佛教在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化中国”之后，自唐朝始，经过文化调整，佛教开始加快了中国化的步伐，使中国文化渡过了危险期，终于从“杂语共生”走向了融汇西（印度）中的“转换”与“重建”之路。亦如顾敦鍒先生所指出：“佛教中国化是与中国佛教化同时进行的。” 佛教的中国化，有多方面的内容；如佛经的翻译，经过“格义”的困难时期，逐步中国化；最重要的是佛教话语规则逐步与中国文化话语规则相融汇，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