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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间有过激烈的论争，也有过平和的讨论、冷静的分析和扎实的研究。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旅行，本身就是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征或文化症候，从中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的现状、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文化焦虑和身份困境。进入21世纪之后，后殖民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突出反映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在后殖民视野影响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问题意识越来越具前沿性，研究视野也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大洋洲、南美和加勒比地区。下一阶段应努力在学科的自我反思、文学史的重写和契入“世事性”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关 键 词：后殖民/理论的旅行/中国语境/外国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9&ZD071) 作者简介：张德明，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浙江 杭州 310028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后殖民(无论其作为主义、理论或批评方法)进入中国语境①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间有过激烈的论争，也有过平和的讨论，更多则是冷静的分析和扎实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二十年后，在变化了的学术语境中，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视野出发，追溯后殖民在中国学界旅行的“路线图”，考察其留下的印迹，反思其引发的问题，预测其可能的走向和前景，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知识考古”工作。 一、话语的引进与事件的发生 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的其他“后”学，后殖民“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开始就不是作为纯学术话语，而是以一种貌似激进的姿态，作为一个话语事件而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的。这里，事件(occurrence)一词是从福柯和德曼的意义上说的，指话语溢出了文本，引起了广泛关注，契入了现实进程，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进而生产出更多的话语和更多的文本，形成互相缠绕、互为因果的话语链。为了准确地把握其走向，有必要先来一番历史现场的“还原”。 1990年1月，《文学评论》发表了张京媛的《彼与此——评介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文，对后殖民批评的领军人物赛义德及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做了评介[1]。同年6月，《读书》杂志发表了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一文，文章呼吁中国学者在世界性的“后现代性”的潮流中，打破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压抑和吸引，在巴赫金式的“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2]34。吊诡的是，张文借用的理论资源恰恰是来自第一世界的美国文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3]，换言之，作者是借用了来自西方“他者”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但无论如何，上述两文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后殖民转向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后殖民正式登陆中国语境是在两年后。1992年10月，《读书》发表了旅美学者刘禾的书评：《黑色的雅典——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作者介绍了其时走红欧美学界的马丁·波纳尔的新著《黑色的雅典娜》，描述了因此书的出版而引发的学术论争，以及国际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批判，进而引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应当说，作者的态度是认真的，描述是客观的，对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渊源的概括也是精到、准确的。作者在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我认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当迫切的。但这种批判必须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趋向成熟。”[4]8 然而，此番告诫似乎并未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关注。1993年9月，《读书》编辑部推出了三篇出自海外中国学人之手的文章——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钱俊的《谈萨伊德谈文化》②和潘少梅的《一种新的批评倾向》，再次讨论了东方主义或后殖民主义问题。在这组文章前，“编辑室日志”以《他们文明吗？》为题，介绍了吕叔湘先生早年翻译的《文明与野蛮》一书，此书借美国作者的口说，“西方人自诩文明，动辄斥东方人‘野蛮’，这本身就已不文明”[5]158，编辑室的意图不言自明。按事后一位中国学者的说法，这本身就是在将后殖民理论往民族义愤的轨道上引导[6]107。 一时，后殖民批评及其相关的“东方主义”开始在国内学界热起来，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议。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部分师生就后殖民主义与当代文化热点问题召开了座谈会③。《天涯》、《原道》、《二十一世纪》甚至《瞭望》等期刊都卷入了这场论争。而其时正走红西方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则成了大陆学者试用后殖民批评利器的首个攻击目标。张颐武、戴锦华、孟繁华、陈晓明、王一川等纷纷撰文揭示张艺谋的“西方中心”叙事策略，认为他电影中的“隐含读者”不是处于汉语文化之中的中国大陆观众，而首先是西方的评论家，正是张艺谋为他们提供了“他性”的消费，一个陌生的、野蛮的东方，一个梦想中的奇异的社会和民族[7]21。 在此情势下，《读书》编辑部又不失时机地组织了王一川、张法、陶东风、张荣翼、孙津等学者座谈。从栏目标题来看，这个座谈一开始就预设了“边缘·中心·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但总的来说，这场讨论还是以学理为主，比较客观、冷静的。讨论中有人提到：“中国学者对这个话题(按指东方主义——引者)的兴趣同样难以割开民族情绪。因为客居他乡的留学生总是比别人更容易产生文化恋母情结。”这是符合事实的④。还有人指出：“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摆脱不了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悖论性焦虑，对东方主义的声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本族中心主义的情绪，它与最近几年来文化讨论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化复兴论以及反西化思潮是有内在联系的。”[8]1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