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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译理论与批评实践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在后殖民批评语境下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有关翻译的概念、判断及喻说，其知识谱系至少可追溯至萨依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也卓有建树。但作为一个命题的正式提出，应归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罗宾孙、巴斯奈特、坎泼斯等人。它主要关注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所播散的权力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抵抗的历史”、挪用的历史、间隙的空间、分裂的空间等[38]112。国内学界对后殖民翻译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世纪之交海外学者刘禾在国内出版的两本专著：《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和《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作者的主要观点是，翻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语际互相作用，而是涉及一些更大的问题，如知识/权力关系等：“跨语际实践的关键不是去研究翻译的历史，也不是去探讨翻译的技术层面，而是对不同语言之间最初的语际接触所产生的话语实践进行研究”[27]36。吴文安在其专著《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中详细地介绍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学术谱系，区分了后殖民写作与后殖民翻译的异同，介绍了印度的翻译式写作，尤其是拉什迪的写作和翻译为反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开拓空间上使用的语言策略[39]。 除了对后殖民翻译基本理论的引介之外，国内学界也把探究的目光放到对具体翻译文本的分析中。英译中国文学名著《水浒传》等成为从后殖民视角展开翻译研究的典型案例，其中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不少学者将赛珍珠译本结合杰克逊、沙博里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借用霍米·巴巴等后殖民批评家的译论，认为赛译在对原作人物形象的再现和语言风格的把握上存在严重偏差，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不是译者的语言功底，而是种族主义偏见在起作用。但也有学者通过细节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当赛珍珠用本该承载西方文化的英语去传达东方最古老的文化与文明的时候，她完全摈弃了东方主义者们所构建的话语霸权，而让汉语及其所代表的东方去主宰这两种相异文化之间的话语传递(12)。 除了上述三个焦点问题外，后殖民语境中的非母语写作、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旅行文学和游牧性等主题也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显示了后殖民批评走向多元化和“块茎状”发展的趋势。 四、学科的反思与前景的预测 作为一个话语事件，后殖民进入中国语境后引发的争论已经烟消云散。但是，作为一种理论视野、思考方法和文化批评/文学研究模式，后殖民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学术能量尚未耗尽，并且还在不断增殖和播散中。“我们面临的不是什么样的语词可以准确地替换‘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理论语词的大旗，不管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都无法完全覆盖现今多元历史与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势”40]93，而是如何借助其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展开对本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学术史的重构。 在全球资本市场扩张和互联网的影响下，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界线正在逐渐变得模糊；不同规模的移民群体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双向对流正在消解着原先清晰的国界和民族文化身份。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潮流势必对我们原先设置的、带有强烈国族主义色彩的“外国文学”这个专业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而与之相关的“比较文学”这个称谓也因文化/文学边界的日益模糊而产生了深刻的学科危机感。那么，有没有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涵盖力的术语来取代它们？如何从学理上来论证传统学科分类的不合时宜和新的学科重组或调整的必要性？前不久，哈佛学者戴若什(David Damrosch)对“世界文学”做了新的定义——“穿越时空，能在远离本土语境之异域广泛流行的文学作品之集合”，这种作品的主要读者是以超脱于作品原始语境的视角、迥异于原作者所能设想之身份进行阅读和阐释的[41]。上述观点颇具启发性，或许能为下一阶段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展开一个新的视野。 在后殖民视野观照下，二十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但学者们辛勤研究的成果尚未被充分消化吸收，也未进入文学史的重写和文学经典的重编中，而这恰恰是欧美学术体制中的后现代和后殖民批评家们已经做到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就把“开放经典”变成了一种“学术事业”(academic industry)，使之正式进入美国和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并乘了全球化的劲风，很快播散到东方和中国[42]1。但迄今为止，我国高等院校的外国文学教材基本上还是西方中心模式的一统天下，东方文学或亚非文学要么是作为点缀出现在世界文学史中，要么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游离于这个大框架之外；而众多的具有多元混杂身份的后殖民作家更是远没有进入世界文学或全球文学的交响乐队，奏响自己应有的声部。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符合已经过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洗礼的世界潮流的。那么，如何从历史事实和现实要求出发，编纂出几部整合了东方/西方、殖民/后殖民、本土/全球等多元文化和多重视野的世界文学史及相关的经典作品选集，就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学术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众所周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只有从学术精英扩展到大学校园，从大学校园普及到整个社会，才能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在启发民众、开发民智、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建构和谐的公民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后殖民批评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对流散族群、少数族群的文化身份的关注，对“差异政治”和文化表述的诉求。在欧美等国，后殖民、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早已走出校园，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准则。但后殖民批评进入中国语境后，似乎一直无法摆脱被误读和被“平移”(13)的命运。如前所述，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旅行的第一阶段，从“起点”激进的文化批评转化为“目的地”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旅行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它似乎摆脱了民族主义话语的思维定式，却又陷入了体制化的学术圈子，脱离了其应有的对“世事性”的关注，再次背离了后殖民批评的基本精神。众所周知，赛义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等的著述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乃至突破欧美学术传统的藩篱，发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努力将广博的文化视野、敏锐的批评意识、深入的文本细读和缜密的学理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美学判断和价值判断、文学的感受力和理论的洞察力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只有把这些精髓真正学到手，才能结合本国的实际，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进而在与国际同行展开学术对话时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最后这一点，无疑将成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在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中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