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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理性、冷静的声音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还是淹没在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众声喧哗中了，以至于香港《中时周刊》一篇特别报道称：“中国大陆思想界，正在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1994年5月21日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也说，“反西方主义”的幽灵正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里徘徊⑤。一些海外学者也以各种方式加入了国内的论争。赵毅衡断言西方的“后学”在中国引起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潮[9]；徐贲则敏锐地注意到，一些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身份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增势”(empowerment)作用，并有意识地利用这种身份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心和社会地位，确立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10]199。 一些长期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也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回应。1994年，《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易丹的《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全文以三个设问式小标题贯穿成篇，语气咄咄逼人——“我们在哪里？”“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是我们的策略？”凸现了一名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的“角色困境”。作者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扮演的是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从本质上看与那些外国传教士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简直是完美的外国文化的传播者，是杰出的‘殖民文学’的推销者。”[11]112如作者本人所料，这一番偏激的“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甚至“儒教原教旨主义”的言论伤害了大多数辛辛苦苦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尽管作者一再声明，其撰文的目的“无非是要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推到一个极端，以便从中发现一些平时隐匿在我们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的荒诞”[11]115，但易文还是遭到了国内同行的质疑和批驳⑥。 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出现的一些相关论文也间接地对易文做出了回应。它们巧妙地避开了纠缠不清的意识形态论争，试图将其引导到更具学理性的讨论上。在《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一文中，黄宝生主要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从国内中外文学研究现状来看，似乎不存在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实际上，所谓中国和外国的文学研究方法也只是表现形态不同，本质仍然是相通的[12]123。 盛宁在《“后殖民主义”：一种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理论反思》一文中，对“现在已经叫得很响的所谓‘后殖民’(post-colonial)的文化批评，究竟能否称得上一种‘思潮’，是否需要作如此大张旗鼓的讨论”，表示了适度的怀疑。在他看来，后殖民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一种自我扬弃和整合。“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把西方‘后现代’文论家们的关怀，误以为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13]87王宁在其主编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的前言中也呼应了此前相关的论争，指出当前有两种危险的倾向值得警惕：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本土化只能导致中国文化特征的丧失；反之，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容易滋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14]3。 二十年后，回顾20世纪90年代初短短五年间有关后殖民的讨论和论争，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情景的错位与问题的误置：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学术体制中对“少数话语”和“差异政治”所做的政治/文化诉求，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被转译为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全面批判和清算。其次是理论的失语与声音的替代：大多数参与论争的学者感兴趣的不是后殖民批评本身的学理和逻辑，而是它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讨论虽然激烈，真正的“对话”却没有发生。争辩双方大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独白”，避开或绕过了理论本身，既不关心“后殖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关心其复杂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关心的是能否从这些时髦的舶来品中找到某些可操作的关键词用于当下的话语实践，掌握话语权和合法性；采取的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态度。 从这两点来看，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旅行本身就是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文化表征或文化症候，从中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的现状、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焦虑和身份困境，以及不同学术背景与价值取向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和对话语权的争夺。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不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持续升温的文化热，包括文学中的“寻根热”、理论界的“方法热”、民歌中的“西北风”和电影中第五代导演的辉煌崛起等。错综繁复的文化支流背后则是拥抱“蓝色文明”的自由主义话语和坚守“黄色文明”的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性冲突。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及敌视更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激烈反弹，而后殖民主义的引入正好为这股涌动的“社会能量”提供了一个既适用又时髦的标签、一条既合法又合理的宣泄途径。 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5]10本土语境的“接受条件”(conditions of acceptance)[16]227不但决定了某种理论的流向和速度，甚至改变了它的话语方式和最终面貌。就像五四时代的“启蒙”任务因抗战的爆发而被“救亡”使命推延那样[17]，20世纪80年代中期匆匆进入中国语境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立足未稳即被后殖民话语所取代，来自第一世界的詹姆逊的名声很快就被来自第三世界的赛义德所压倒⑦。这就是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学界旅行的第一阶段的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