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视野的拓展和问题意识的更新 进入21世纪后，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的旅行进入第三阶段，其学术影响主要表现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知网中键入“后殖民”和“外国文学”这两个关键词，共找到10407条结果，从2000年到2012年间，共发表各类论文8978篇，总体呈逐年递增趋势，12年间增长了5.3倍，如表1所示。  比论文数量扩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拓展和问题意识的更新。在后殖民批评影响下，21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逐渐走出了欧洲中心论的藩篱，扩展到亚洲、非洲、大洋洲、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后殖民文学研究。研究对象上，从对后殖民批评“三剑客”理论的研究发展到对后殖民文学“三剑客”及其他少数族群作家和作品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上，理性、客观、冷静的研究取代了早期那种姿态逼人而实绩有限的现象，显示了研究的成熟和逐步走向深入；问题意识上，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组关键词： (一)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 流散文学是后殖民批评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涉及文化无根、族群记忆、身份认同和民族叙事等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诸多前沿问题。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张德明、生安锋、童明、陶家俊等分别以拉什迪、霍米·巴巴、斯图亚特·霍尔等后殖民作家/批评家的创作和理论为依据，探讨了该词深刻的文化内涵。虽然他们在翻译上差异较大，有“流亡”、“流散”、“散居”、“族裔散居”、“离散”、“飞散”等不同译法，但总体上均认为diaspora一词已超越了犹太意义上的集体流亡和回归家园之义，而“逐渐成为一种对当代后殖民文化与认同经验的总体解释”[28]63，是“表述当今知识特征的一个重要符号”[29]89，“为后殖民研究转向、为后殖民族裔散居认同的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有力的支点”[30]3。流亡文学不仅仅是“纯”文学的表现，更是一种文学行动和文学展演，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要求得到“承认”的差异政治[31]61。 与流散文学和流亡诗学相关的另一重要关键词是文化身份。20世纪90年代初，identity 一词尚未找到确切的汉语译名⑨。但几年后，“文化身份”及相关的一系列词语，包括“文化无根”、“角色困境”、“身份危机”、“混杂或杂交身份”、“文学/文化表征”等，已经成为频频出现于国内学者笔下的关键词。对相关问题的探究突出表现在加勒比英语文学、非洲英语文学和印度后殖民英语文学中。上述不同英语区后殖民移民作家的共同特点是，均具有多重或混杂的文化身份，同时兼有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因而能借助边缘/中心的双重视野(double vision)展开自己独特的观察，其书写方式是多元的、混搭的、解构的和反讽的。国内较早关注加勒比地区英语后殖民文学的有梅晓云、任一鸣、瞿世镜、张德明等。2003年9月，任一鸣、瞿世镜合著的《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出版，这是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涉及英语后殖民文学、流散族群和移民文学的著作，集中介绍了非裔英语、加勒比地区英语和亚裔英语后殖民作家作品，为其中一些重要作家做了文学史上的定位，并分别对不同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做了简要的点评[32]。同年10月，梅晓云出版了《文化无根：以V.S.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一书，这是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有关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研究专著[33]。2007年，张德明的《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系统地论述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的学术专著。该书在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国内外同行在相关课题上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角，从文化语境、语言表述、主题形象和叙事策略等四方面系统地追溯了加勒比地区英语文学的生成谱系。全书以文化身份的建构和文学叙事的关系为切入点，涉及现代性、大流散、殖民/后殖民、文化身份认同等诸多全球化时代的前沿性问题[34]。 在后殖民批评影响下，印度文学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石海军的《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探讨了奈保尔、纳拉扬、拉什迪、吉卜林等多位具有印英双重文化身份的作家对印度的书写，突出了现代与传统、乡村与城市、民族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本土文学与流散文学、世界主义与文化“杂交”之间的张力[35]。尹锡南从2003年起在《南亚研究季刊》上发表了系列论文“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分析了福斯特、吉卜林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家的印度书写，以及奈保尔、拉什迪等具有印巴血统和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的作家的印度书写，涉及了历史叙事、英联邦文学、身份认同和文化冲突等诸多后殖民文学的问题[36]。 (二)经典重读与表述困境 长期以来，西方文学经典一直是以普世价值承载者的身份，作为启蒙解放的工具被引进中国语境从而得到翻译、研究和传播的。但后现代和后殖民批评视野的引入使国内学者逐渐破除了对西方经典的迷信，认识到经典的谱系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其中隐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西方经典的传播与欧洲帝国的扩张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借助福柯的“边缘阅读”策略和赛义德提倡的“语文学”审视，可以发现经典中被压抑的历史和被遮蔽的声音。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是从后殖民批评视野出发，重新解读从古希腊一直到近现代的西方经典⑩。众多经典中，首当其冲的是近代英语文学经典，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时期，这一点自然不难理解。因为英国是近代以来最大的殖民帝国，英语是近代以来最强势的国际化语言，上述两个时期既是英语文学最为繁荣的两大高峰，也是大英帝国建立和殖民扩张的两大转折点。莎士比亚、多恩、笛福、吉卜林、狄更斯、康拉德、福斯特、毛姆等经典作家，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帝国主义的文本化”过程。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11)。近年来一些后殖民作家创作的经典改写本，如简·里斯以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为本改写的《藻海无边》、库切根据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改写的《福》等，引发了国内学者解读和探究的持续兴趣。这种改写究竟是改写者向经典致敬的一种方式，还是解构经典的一种修辞策略？抑或只是后殖民作家借经典“上位”、从边缘进入中心的一种权宜之计？有论者从此类作品中发现了后殖民作家的文化身份危机和“表述困境”——既要借助经典的话语力量为自己增势，又试图通过颠覆经典形象、话语和结构模式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由此形成后殖民作家与前帝国作家之间在话语权转让过程中既互相敌对又合作共谋、既商讨博弈又互相交换的复杂关系[37]6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