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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典代表作的翻译 1999年5月，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译本出版，填补了国内学界的一大空白。译者王宇根特别对Orientalism这个词的翻译做了详细的说明。为了完整地表述该词的多重含义，译者采取了变通的方式，将原文在学科意思上使用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学”，而将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主义”[23]3。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从学理上指出了Orientalism从知识到权力转换的历史线索。 同年8月，王逢振和希利斯·米勒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推出了《赛义德自选集》，收录了《东方主义·导言》、《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导言》等代表性论著；另外，还收录了1993年在多伦多召开的现代语言协会年会上，一些美国学者就《文化与帝国主义》展开的专题研讨会发言，为国内学界比较全面地了解赛义德的价值取向、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⑧。同年1月，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翻译出版。校订者郭英剑在出版说明中，赵修艺在《解读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中，都肯定此书既是“一本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又表现出了对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渗透的忧虑不安[24]1-13。 (三)相关专著 1999年，北京大学王岳川出版了《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此书被称为国内第一部专论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前言中指出，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我们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有必要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属于哪个层面的问题？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甚或旧题新出？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民族国家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25]2？尽管从二十年后的眼光来看，此书资料不够丰富，论证也较为粗疏，但在当时情况下，它的出版毕竟为国内读者了解后殖民理论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视图。 同年10月，海外学者刘禾的专著《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在国内出版。该书虽然没有用后殖民这个术语来统贯全书，各章的论题似乎也有些分散，涉及“个人主义话语”、“国民性理论”、“民族国家文学”、“现代汉语叙事模式的转变”等，但作者用“互译性”这个大主题将各章有机地贯穿在一起，其实探讨了后殖民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即“理论的旅行”与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问题[26]。在之后另一本著作《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中，作者在导论中专辟一节，进一步阐释了“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的问题[27]27-35。 集中出版于1998-1999年间的相关译著、选本和专著，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颇大。编、译、作者们主要是借助翻译和编纂这种琐碎细致的工作，从事着跨文化对话和交流事业。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显，其学术观点大多暗含在所编译的正文之外的出版说明、译文注释、评点标注，或前言后记之类的“次文本”中，这些“次文本”之间虽未发生实际的争论，却形成了潜在的互文性关系，暗含了微型的或潜在的“对话”。编、译、作者们追求的是概念的明澈和学理的深入，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批评和意气用事的争辩，当然，也缺少了早期引介者们那种介入当下、关注“世事性”(worldliness)的热情。上述译/编著中暗含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种子”在世纪之交慢慢孕育、成熟、播散，而其成果则要在进入21世纪后的十几年间才逐步呈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