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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译、评述与“种子”的播散 按照赛义德的说法，“理论的旅行”要经过从“起点”、“穿越”、“接受”到“安家落户”等不同的阶段[16]226-227。落实到话语操作层面，上述过程其实也是包括翻译、汇编、编辑和评论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写[18]9。外来的理论只有在经历了“重写”或“改写”之后，才有可能转换为本土的资源，但此时它的基本精神可能已经与其源语地相去甚远。 1998年底到1999年间，可以初步确定为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旅行的第二阶段。一系列后殖民批评的代表性著作与选本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初步改变了依靠二手甚至三手资料互相转抄、以讹传讹，进而导致情景错位与问题误置的现象。 (一)经典文献的选编和翻译 1998年11月，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由盛宁和韩敏中翻译出版，填补了国内该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全书以“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为认识前提，将1719年笛福发表《鲁滨孙漂流记》始、到1993年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止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文本全部囊括其中，展现了殖民/后殖民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宏阔视野[19]。可惜由于国内学界对相关背景的隔膜和众多作品的陌生，此书的观点和方法要多年后才慢慢产生影响。 1999年1月，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一书出版，收录了赛义德《东方学》中的章节《想像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主义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等后殖民批评的经典文献。编者在前言中对后殖民做出了简明的解释，认为post-colonial或postcolonial有两种含义：一是时间上的完结，即从前的殖民控制已经结束；二是意义的取代，即殖民主义已经被取代，不再存在[20]1。文章介绍了后殖民批评的几个关键词，如“东方主义”、“文化身份”、“族裔散居”等，指出后殖民批评的视野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而是将目光扩展到国际政治和多国、跨国公司、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研究这些现象是如何经过文化和文学的转换而再现出来的[20]4。作者在前言最后一节“我们的处境”中特别强调：“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并不是通用的、毫无民族区别的、非政治和中立的，不能简单地从一个语境移植到另一个语境。使用后殖民论述的术语与方法，也有复制或重复后殖民理论所批判对象的逻辑和认可其权力范围的危险。”“我们必须审视考察意义的生产和合法化的过程，选择我们自己的理论批评立场与途径。”[20]11 同年4月，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出版，在该选本前言中，编者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后殖民”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并根据不同的理论背景区分出三种流派，以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芭芭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以莫汉蒂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流派，以阿赫默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全书围绕“东方主义”、“文化表述”、“文化抵抗”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四个专题展开，试图“在推动中国思想界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后殖民主义讨论，并进而在这场讨论中发出自己宏亮而独特的声音方面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21]8。 相比于国内学者编选的后殖民批评论文集，1997年英国学者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编撰的《后殖民批评》涵盖面更广，收集的资料更丰富，除了精选的后殖民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经典篇章外，书末还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西方后殖民批评推荐读物”，弥补了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不足。杨乃乔等三位学者及时将此书译出，为拓展国内学界的后殖民视野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之一杨乃乔写了一篇长达48页的序言，追踪了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指出了国内学界对“殖民”的误读，厘清了一些基本概念，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批评问题，一个潜在的症结就在于过于急功近利地把后殖民批评仅从概念的形式上拿过来，变化为本土的民族保守主义理论话语使用，没有在学缘谱系上反思后殖民批评在世界后现代文化上寓意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22]序，27。杨文视野广阔、引证丰富、分析精到，但遗憾的是，作者在最后提出“我们的后殖民讨论及后殖民文化批判所依据的学理背景，应该是以儒道释文化传统为宗教血脉的华夏东方，而不是赛义德们的伊斯兰情结之东方”[22]序.42，则又明显落入了他自己批评过的“民族保守主义”的话语中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