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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文学观念——以“抒情”为主——审美论 中西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此前也有不少相关论著，但一般都认为西方重再现，中国重表现。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仍嫌简单，首先是没有进入历史语境，没有深刻说明中西文学观念差异产生的不同历史和文化根源；其次是对于中西思维模式缺乏深刻的认识，导致中西方文学观念差异比较停留于较浅的层次上。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学观念有巨大的差异。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是情感论。中国文学的开篇《诗经》几乎都是抒情诗。与《诗经》几乎同时的《尚书》中的“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1]这段话的前面是“帝曰”，这个“帝”就是与尧帝后面的“舜帝”，是他告诉尧舜时期掌管音乐的人的“夔”，意思是说：你听好了，诗要表达意志，歌要把诗的言辞咏唱出来，声调则随着咏唱而抑扬顿挫，韵律则使声调和谐统一。过去解释这段话的学者，常常只注意“诗言志”三个字，没有把这句话联系起来理解，是不够的。《尚书》这句话，意思是要把诗、歌、吟唱、韵律四个因素联系起来。或者说，诗在当时是应歌唱的，歌唱则要讲究“吟唱”，怎样才能达到“吟唱”的效果呢？那就要讲究韵律和谐。这样联系起来理解，那么《尚书》这句话所说的就是：“诗”作为一种活动，一定要以韵律的语言用吟唱的方法充分表达情感志意。“诗言志”的“志”是什么？《春秋左传正义》在解释“好、恶、喜、怒、哀、乐”等六志时说：“在已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2]这个解释很好，说明情志是相通的。不论是个体性的情感（如《诗经·关雎》）还是社会性情感（如《诗经·硕鼠》），都是抒发情志，这里没有严格的区别。“诗言志”不是舜帝一人的意见，几乎是后来众多不同流派学者对诗的共同理解。《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效儒》：“诗言是其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这样说来，朱自清说：“诗言志”是古代诗学的“开山的纲领”（朱自清 4），就可以成立了。为什么中国文学观念一开始就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根本原因是中国古代没有“上帝之城”，也就没有像柏拉图那样的无所不在的超越现实的“理式”。 汉代汉武帝年间，中国版图扩大，国家的雏形开始形成，皇权思想也日益强大，“独尊儒术”成为主导的倾向，开始把先秦儒学批判社会的理论，变为控制人的思想情感的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孔子删过的诗三百零五篇受到尊崇，被定位经典。汉代传诗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活动，传诗的有鲁（申培）、齐（辕固）、韩（婴）、毛（亨）四家。鲁、齐、韩三家传“诗”用汉代流行的文字隶书，被称为今文经。唯有毛亨传“诗”用先秦文字隶书记录，被称为古文经。当然四家诗不仅所用的文字不同，这是由于当时存留的“诗”，通过口耳相传，记忆和理解有出入，各家所传的诗在内容、义疏和理解上也就各有不同。又因为当时“独尊儒术”，事关大局，谁家传的“诗”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这关系到各家地位高下的问题，不能不进行论辩，这就形成了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的斗争。后来鲁、齐、韩三家今文经亡佚，独有古文经毛诗流传下来。“毛诗”对各篇诗都有义疏和解释，称为“诗序”。第一篇《关雎》不但解释本篇意义，而且还对诗的性质、功能、分类等作了阐释，被称为“诗大序”。“诗大序”可以称为中国古代第一篇完整的诗论篇章。它继承了“诗言志”的思想，但被意识形态化了，所以被称为“诗教”。“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把诗看成是涵盖诗、歌、舞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实际上是对《尚书·尧典》中关于“诗言志”那段话的更具体的解释，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认为诗是个人的抒情活动。但“诗大序”的后面就把诗和政治、伦理联系起来，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指出“诗有六义”，这就是风、赋、比、兴、雅、颂。认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刺”就是批评、批判，“主文而谲谏”，则是说批评的时候，要用隐约的文辞劝诫，不可直言过失。更重要的是诗的批评只能“发乎情，止乎礼义”。[3]总的说来，“诗大序”虽然仍然强调“诗言志”的情感理论，但这里的情志已经偏重于社会性的情志，个体性的情志受到了压制。当然“诗大序”的作者不是不知道情志首先是个人的，如“诗大序”说：“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所谓情是“民之性”，就是承认有个人性的情感，但这个人性的情感不可任意发挥，必须受先王的教化原则的制约。这样，汉代的“诗教”理论所透露出来的文学观念虽然仍抒发情志，但注重抒发社会性的情志，即具有儒家人伦政治的情志，而个人性情感的抒发受到限制。 到了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社会的变化，人的逐渐的觉醒，加之社会混乱，农民起义，董卓之乱，曹操专权，人们对圣人之言产生怀疑，儒家的意识形态开始走向衰微。人们意识到人首先是个人，于是文学的观念从“言志”说转向陆机的“缘情”说，转向刘勰的“物以情观”说、“情者文之经”说，就把中国诗学的情感论作出了重新的理论阐述，凸显出中国文学理论强调文学乃抒情之作品的性质。那么，这“情”是什么呢？《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就是说，情是指人的生命的情感。生命的情感怎样转变为文学的内质的呢？这就是中国古文论中反复强调的“物感”说和“情观”说所力图说明的。“物感”，指人的情感虽然是天生的，但只是潜在的能力，必须“感物”才能“起情”。“物感”说，最早由《礼记·乐记》提出，到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常把“物感”说与毛泽东《讲话》中的“生活源泉”说相比附，认为“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辉”[4]，这是大谬不然的。中国古代的“物感”说，强调的是“应物斯感”的“感”，人必须先有天生的“七情”，然后触物才有“感”，“七情”在先，“物感”在后，换言之，是情感触物后对物的情感评价，强调的是“感”，而不是“物”。这是属于“审美”论；毛泽东的“生活源泉”说，是先有生活，然后才有人的意识的反映，才有文学形象的反映。这是属于近代哲学上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两者是不同的，不可随意比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