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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文学观念——以“摹仿”为主——认识论 如果说中华古代文学肯定文学是人的生命感情的言语表现的话，那么西方文学就把文学看成是人的知识形态的书写。 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把文学看成是摹仿。在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观点[9]。但真正为摹仿论奠定基础的柏拉图。文学“摹仿”观念，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来说，统治西方文学理论两千多年，整个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理论虽屡经变迁，从写实主义到古典主义，再到浪漫主义，再到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始终或显或隐地贯穿着“摹仿”这个概念。以至于德里达也认为“摹仿”说处于西方文学理论和美学的中心地位。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学既然如此看重“摹仿”这个概念，那么，文学摹仿什么呢？最初是摹仿“自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个著名的“床喻”，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他认为有三个世界，一个是神所创造的“自然”世界，这是神凭着“理式”所创造的；二是工匠所创造的是世界，三是艺术家笔下的世界。柏拉图说：“假定有三种床，一种是自然的床，我认为那是神创造的。一种是木匠造的床，再一种是画家画的床。还画家、木匠和神分别是三种床的制造者。神制造了本质的床、真正的床。神从未造过两个以上这样的床，以后也不会再造新的了，因此是床的‘自然制造者’。自然的床以及所有其他自然事物都是神的创造。木匠是某一特定的床的制造者。（画家则是神与木匠所造东西的摹仿者。）我们把与自然隔着两层的作品的制作者称为摹仿者。悲剧诗人既然是摹仿者，那他就像所有他们摹仿者一样，自然而然地与国王或真实相隔两层。”[10]柏拉图决定要把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原来文学摹仿的自然，是神所创造的，神凭着什么创造？凭着“理式”。唯有“理式”才是真实的，是一切事物的原型，是一切知识的本原。人们唯有追寻到它，才获得真实的知识，才会有价值。柏拉图告诫人们，千万不要相信画家和作家的制作，因为他们是摹仿者，就像一个人拿着一面镜子到处照的话，那么你会看到动物、植物和你自身的影像，只有小孩和愚笨的观众才会相信。如果你上了摹仿者的当，那么你就“分不清什么是知识、无知和摹仿这三件东西。”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要求的是文学应该是真实的知识，可由于诗人、画家只会摹仿，不能获得“理式”，因此就不能提供真知，所以不喜欢他们，要把他们从“理想国”撵走。 后来，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试图取消“理式”，认为我们人所看到的自然就是真实的，就具有真知的价值，所以认为诗人的摹仿是有价值的。亚里斯多德为文学的摹仿寻找理由，他说：“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亚里士多德 29）。所谓“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所描述的事更带有普遍性”，是从不同的角度告诉人们，诗虽然是摹仿，但它不是摹仿个别的无意义的事情，而是描写具有普遍真理的事情，诗人陈述的是我们需要的真知识。这样看来，虽然柏拉图和他的学生对待“摹仿”的态度不同，一个是否定的，一个是肯定的，但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认为文学是知识。如果柏拉图认为是假知识的话，那么亚里斯多德认为是真知识。这里要提一句的是，亚里斯多德是有矛盾的，他在强调现实是真的同时，又认为这现实背后还有“第一因”。这不可追寻的“第一因”实际上又回到他老师柏拉图的“理式”上面。 其后西方的文学由摹仿自然转为摹仿人生再转为摹仿现实，但始终是摹仿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达·芬奇把诗画几乎看成是一样的东西，他说：“绘画是不说话的诗歌，诗歌是看不见的绘画”，他认为诗歌和绘画都是摹仿：“绘画是肉眼可见的创造物的唯一摹仿者，如果你蔑视绘画，那么，你必然将蔑视微妙的虚构，这种虚构借助哲理的、敏锐的思辨来探讨各种形态的特征：大海、陆地、树林、动物、草木、花卉以及被光和影环绕的一切。事实上，绘画就是自然的科学，是自然的合法的女儿，因为绘画是由自然所诞生”（达·芬奇 104）。本来关于西方的文学摹仿论我们可以引用的资料很多，为什么要单单引达·芬奇这句画论呢？这是因为达·芬奇这段看似违背常识的话，恰好最能说明西方文学摹仿观念的本质。“虚构”就是作家的虚拟，可达·芬奇为何要把“虚构”看成是对于世界的哲学的思辨呢？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绘画明明不是“自然的科学”，而是人文的科学（如果可以说“科学”的话），可达·芬奇为什么要违背常理把绘画（连同诗歌）看成“自然的科学”呢？实际上，达·芬奇说出了西方摹仿说的最根本之处。就是说，西方的文学摹仿说，把文学艺术看成是真理和知识的形态，而不看成是主观的情感的表现。在摹仿说看来，无论是诗人还是画家都是真理的追求者和知识的发现者，虚构则是一种科学的探讨，这与人的情感无关。达·芬奇的看法与柏拉图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达·芬奇不再相信“理式”，而相信“自然”。 18-19世纪，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资本主义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创造空前未有的财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77;vol.1)。但这巨大的财富造就了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另一个维度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罪恶充分暴露出来，人的异化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不但无产者被异化了，资产者也被自己的贪欲所异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