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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世界，都具有人文传统。但具体的内容不同，走向也不同。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走向对人伦秩序的规范，生长出以诗情画意般的人伦关系为核心的人文精神；西方则走向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社会的变革，生长出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批判力量。更重要的一点区别是，中国人文传统始终认为人只有一个世界，并没有此岸与彼岸之分，虽然也有“天”的观念，即“天道”，但常常存而不论，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中华文明不存在超越感知的世界；而西方的人文精神则面对教会的强大力量，始终承认世界有此岸与彼岸之分，此岸属于“肉”，彼岸属于“灵”。 上述情况，反映到文学上面，那就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的人文主义，无论在那个时期，都是针对人的压迫和物的压迫，因此始终贯穿着一根人道主义的红线。欧洲文学的核心精神就是人道主义红线的感性的艺术的展开。从但丁的《神曲》开始，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到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特的批判现实主义，都是在批判人的异化，而呼喊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回归。人道主义成为西方文学的主题是在与蒙昧主义斗争中获得的。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学始终是在“五达道”中延续是不同的。 （三）中国的务实精神与西方科学传统 中华古代的文明是农耕文明，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在平原或丘陵地上耕作，没有海洋上那种波涛汹涌般的风险，一般而言玄想对他们是多余的，从农作的过程中切身体验到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分耕耘，十分收获。出力大，耕作细，其收获也必大；出力小，耕作粗，其收获也必小。说空话无补于事，做实事必有所得。这种思想也影响到士人，如王符在《潜夫论·叙录》中说：“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或者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章太炎 689）。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原初的文化是重实际而不重玄想，因为玄想对于他们没有实际的益处。但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不欺人、不骗人的诚实的务实精神和踏实作风却世代相传，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特征。中国古人也知道虚实相生的道理，秋天的收获是由春天的种子发育而来的。春天看着田头的很小的幼苗，却也能想象到秋天所结出的累累实果。我们在讲中华文化的务实精神的时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完全没有科学和科学精神，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科学精神在古代始终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由于中国古代发展了这种求实精神，反映到文学上面，就有一种不唱高调、不称霸权，而自甘弱小卑微却有一种真气、真意和真趣的审美精神。如“宁与燕雀翔，不随鸿鹄飞”（阮籍），表达了宁与普通人为伍，屈居下位，而不依附权贵，求得显达的精神；“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杜荀鹤），所表达的是，宁愿作一个闲人，也不去白拿俸禄，而不为民办事的精神；“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郑思肖），这里是写“寒菊”，写出卑微，又写出倔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这句歌咏卑微的野草的诗，在中国是路人皆知的，也许最能传达中国人的求实精神，也最能传达出中国求实精神延伸出来的审美追求。另外，“隐逸”诗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反映士人们“邦有道则士，邦无道则隐”的思想，也是中国求实精神的一种诗歌变体，这在欧洲是很少见的。 与中华文明的务实精神不同，西方文明那里却注重探求自然规律的科学精神。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斯多德开始，即注重科学玄想，即具有不以实用目的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谓“中国人重仁，西方人重智”(康有为)。为什么西方从古代开始就重视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呢？这还是他们的海洋文明在起作用。西方古代人由于要通过交换性的商业，不得不出没在惊涛骇浪的海洋上，大自然成为他们的对立物，他们自然就逐渐形成了要征服自然的愿望和思想。那么如何才能征服自然呢？使自然为我所用呢？这就需要探究自然的规律，并按照自然故有的规律去征服自然。这样，爱好科学就成为西方人的共同的价值取向。早在公元前4世纪，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斯多德就著有《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等著作，他的关于逻辑学、修辞学、形而上学的理论更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打下了理性的思维的基础。西方的科学精神主要发展了理性、客观和质疑三种品格。理性是西方科学思维中核心，主要体现为：客观自然是可以认知的，概念、范畴和逻辑思维是有效的，真理是难能可贵的等。客观精神则表现为：尊重客观的事实和客观的世界，科学研究要注重实证，实证不但要注重逻辑、推理，也要注重实际经验的验证。质疑精神则认为对于自然事物的认识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只有在质疑中真理才能前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