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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重科学，反映到文学上，就会有充满众神的史诗精神，有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精神，有浮士德式的创造精神，有作家巴尔扎克等的批判精神。 中国的务实精神和西方的科学精神有明显区别。中国人的务实精神是以非宗教的“入世”和“经世”的思想为主导的。《周易》就有“君子以经纶”[29]的教导。“经”就是经纬，“纶”是指纲纶。中国人也有终极关怀，即它引导人们在世上做圣贤，达到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不引导人们为彼岸的灵魂做救黩。西方人的科学精神重玄想，他们的科学精神与宗教伦理不是矛盾的。他们以为，上帝创造了世界的万事万物，这其中是有规律为依凭的。科学家研究自然事物，就是把这依凭的规律真实地揭示出来，这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相反，他们认为，科学研究提高了真正宗教的境界，并使宗教的意义更深远了。他们的终极关怀仍在彼岸世界。因此许多科学家仍然是宗教的信徒，如牛顿、海森堡等。 西方经历过的文艺复兴时期时代，宣扬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在西方是与人的教育和修养分不开的。“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是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包括塑造这种能力，是潜伏的，需要唤醒，需要让它们表现出来，加以发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教育”（布洛克 45）。那么像荷马、西塞罗、维吉尔等作家的作品就成为必修的书，因为人们可以从这里学习到人文主义的知识，并加强修养。启蒙主义时期，文学作品更被看成让人了解世界的知识矿藏，解除蒙昧的伟大力量。 从上面所做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中西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差异是巨大的，其差异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是复杂的，但我们必须从中西文化不同入手，才能寻找到中西文学观念不同的文化根源。 历史发展到了近现代，西方的文学理论被不断地引进中国，于是与中国原本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对话。中西文论的“对话”，建设现代的文学理论，成为近现代以来的主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中西文化有巨大差异，但我们不认为中西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不同意“文明冲突”论，我们认为中西文化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而这互相学习和互相补充的途径就是“对话”。但我们在进行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时候，不是照搬古典，也不是照搬西方，而是以现代性的眼光，结合新的文学活动的实践，去吸收和总结古典的和外国的文论的精华，真正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和创造，真正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真正总结“五四”以来一切闪烁着现代光芒的文论成果，在这个基础上，现代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必定会在实践中逐渐建设起来。这是可以肯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