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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间观的历时变奏：固定—广延—网状 那么“空间”概念是不是福柯发明的呢？“然而，应该搞清楚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关注、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体系视野中呈现出来的空间并非是一种发明”（20）。“空间”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在当代知识中的出现并非是一种创新和发明，“空间”作为一种潜流一直存在在历史中。“空间”作为一种知识和概念，作为一个语词，作为一种意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陈述话语并不是福柯自造的，它沿袭了一个历史的脉络又有一个新的当下诉求。“在西方经验中，空间有其历史，人们一定会注意到时间与空间的这一无可避免的连接”（20），在西方，时空同时的出场已经成为一个自然的状态，所以福柯以时间的年代学顺序介绍了历史中的空间概念。中世纪的空间“存在着不同登记的场所所构成的空间总体：神圣的场所，世俗的场所……各种场所的完整层级系统、对立和相互关联，构成了宽泛地所说的中世纪空间——一个局部化的空间”（20）。在福柯看来，中世纪的空间观主要呈现为一种“局部化的空间”意识，此时，社会空间场所是被严格划分的，关于空间的知识和意识也处在一种固定化了的分割状态。人们最重要的空间分割目的是划分明晰的空间，各空间之间界限分明，尤其是神圣场所作为一种空间构成了禁区。这个划分严整的局部化空间有着自己的系统、对立和相互关联的文化意识，即这些划分空间的标准不断让我们看到人与空间和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固定化和局部化的中世纪的空间划分标准和意识并不是永恒的，近代的空间意识就不一样了：“这种局部化的空间随着伽利略的出现而被打破了，因为伽利略研究所遭受的真正诋毁并不完全在于已经发现，或者确切地说是重新发现地球围着太阳旋转，而在于他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同时也是无限开放的空间，也就是说，这导致了中世纪空间的瓦解”（20）。伽利略的根本意义是要重置教会和人们的空间观，空间的固化被打破，空间的无限性被打开，空间的界限被重新划分。伽利略的空间意识给予空间的知识一个巨大的解放。这使得我们有了“绵延” （extention）的而不再是“固化”的空间思考的模式，即：“一个物体所占据的场所不过是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点而已，就像一个物体的静止不过是其运动无穷地缓慢下来而已。换句话说，从伽利略开始，也就是从17世纪开始，延绵代替了局域化”（20）。此时，空间的存在以物体的运动来表示，洛克就是这样用“位移”来思考空间的，即物体位置的确立主要由它的空间“广延”来决定。如果说17世纪开始的“广延”这种运动空间概念还主要代表一种线性运动的空间意识的话，福柯认为我们今天的空间意识是关系的：“在我们今天，位所（emplacement）正在取代延绵，延绵本身已经取代了局域化”（20）。今天的“位所”空间概念为什么是关系的呢？“位所是通过点与点或要素与要素之间的邻近关系来确定的。用正规的术语来说，这些可以描述为系列、树状和格子”（20）。“位所”就是一种拓扑学的网状关系空间概念，“位所”就是要在网络坐标中确定具体的空间位置。这里福柯使用了很多计算机术语，上世纪60年代网络技术和信息论都是人类生活最重要变化方式的表征。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福柯时代理论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算的，列维•斯特劳斯、雅各布逊、拉康都是受益于这些科学技术的进展，然后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来转译这种科技对认识方式的改变。 福柯举了几个例子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位所”作为空间的重要知识形态和知识观念时，知识对象的实体与知识关注的区域。首先是“在当代工程学中位所问题的重要性”：“信息的储存或机器记忆中计算部分结果的储存，带有随机输出的个别要素的循环”（20），即我们时代的议题是对于关系性位置与位所的区分与记忆，这种区分一定是在一种系统内的关系区分，这种记忆保证了整个有机网络系统的有效运行：“某个整体中做出标记的或分类的诸要素识别，这个整体要么是随便分布的，要么是依据一个单义分类系统来分类，或依照在多义分类系统来分类”（20）。无论分类的方式如何，“随便分布、单义分类系统、多义分类系统”，做出标记和要素识别是重要的。为了对这个空间的工程学问题作以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的说明，福柯举了另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将看到，空间分类在工程学中如果说是不自觉的必要，那么，在对人文科学的询问中就将是自觉的学问形态转型的思考，即“可以用人口统计学的术语来提出场所或位所问题；人的位所这一重要问题不只是弄清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是否将有足够的空间”（20），也就是说空间的分布，对人而言空间的有限性在我们的时代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人口统计学后来成为福柯言说“生命政治”的重要资源，城市卫生与人口统计都是要被纳入到治理术中来考察的，规训社会、现代国家以安全的名义将人口的问题纳入政治，纳入公共空间。所以，福柯说人的位所还不只是关系到人是否有足够的空间：“而且要搞清楚如下问题，在人类各种要素中，何种邻近关系，何种类型的储存、循环、辨识和分类系统将被优先保留在某种情境之中，以便获得某种结果”（20-21）。这才是福柯的空间批判对象，他要研究的是何种“类型”的位所、“邻近关系”和“分类系统”获得了优先权的前提和条件何在，也就是合理性何在，也就是何种“位所”以何种条件和形式获得了合理性存在的优先权力，制造了等级制。因而空间的优先权成为比时间更为重要的关注点：“时间也许只是显现为空间中绵延的诸要素间分布的诸多可能的游戏之一”（21）。时间现在变成了空间的一个维度。 除了年代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的嬗变，福柯又以“去圣化”作为一个考察视角反思了空间问题。虽然空间意识从中世纪到现在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各种知识的变化都需要有“斗争”，阻碍新知识产生和解放的旧力量始终存在，所以我们的当代空间尚未在实际中去圣化而成为一个自由的话语场域：“现在，尽管有各种投资技术，尽管有完整的知识网络使我们能够决定投资，或将空间形式化，但是，当代空间尚未被完全去圣化”（21）。当代知识的发达可以使空间形式化，重新划分空间，一定意义上把空间作为技术化客体，描述、分割、征服空间，但它并未成为完全自由的场地：“无疑，不同于时间，空间在19世纪已经去圣化了。诚然，过去有过空间的某种理论性的去圣化（最初表现在伽利略的研究中），但是，我们也许尚未达到对空间的实际的去圣化”（21）。伽利略对空间广延的思考从理论上打破了神圣空间的界线，但是空间并没有从实际和实践的层面去圣化：“我们的生活仍然受制于一定数量的对立，这些对立无法更改，体制和实践也不会去大胆改变它们——我们认为这些对立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对立，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对立，文化空间与实用空间之间的对立，闲暇活动空间与劳动空间之间的对立。”（21）。这些对立作为一种习惯和文化的不可更改是我们社会的特许，我们所受的空间的“神圣化的控制”也是一种权力的规定。 最后，正如我们第一部分所分析的，福柯的空间研究不具有主体想象的性质。“加斯通•巴歇拉（Gaston Bachelard）的大量研究和现象学家的描述教导我们，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均质而虚空的空间里，而是相反，我们是生活在充满了种种质的空间，也许还是幻想出没的空间”（21）。在空间的问题上，巴什拉与现象学家是有共通之处的，巴什拉在其晚年的著作《空间的诗学》中主要向我们表明了空间不是虚空，而是聚集了众多想象和回忆，聚集了生存的过程和意义的地方。他不断举到房间、床的聚集作用，也描述了地下楼梯与战争和历史记忆的关系。而福柯与巴什拉的空间分析对象和分析方式是不同的，福柯的研究将要告诉我们：“尽管这些分析对当代反思来说非常重要，但它们主要关注的是内在的空间。我现在想说的则是外在空间”（21）。福柯将自己的研究定位在不同于幻想、想象、情感、记忆等内在空间的真实的“外在空间”问题上。什么样的“外在空间”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