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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是否建构，而是为什么建构 丛治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文学本质上是一项私人的事业，它的长处不在于抽象，而在具体；不在于聚合，而在丰富；不在于概括，而在细节。文学或文学从业者会抱成一团，以流派的形象面对读者，大概都非出于内在的原因。但是，某种程度而言，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根本就是一项建构的事业。而文学组织或文化建设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其方向是相反的。前者是归纳已有之历史，而后者是引导将萌生的未来。所谓文学地理学，探讨的其实是文学与地理的彼此作用和联动。也就是说，并非仅仅是特定的地理风物、空间记忆催生了特定风格的文学作品，而是与某一地理相关的文学作品乃至于文化生产，也极大地改变了地理空间的意义。当何平谈及由无名作者构成的地方文学环境的时候，当他讨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概念对于在地文学空间的再生产时，其实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但应从文学内部考量，更应该从文学外部考量，考量究竟建构怎样的文学精神气质，才能够反哺里下河这片土地，或许才反而具有建构的价值。 识得人间烟火 周李立（中国作协《作家通讯》编辑部主任）：汪曾祺最见功力的文字总是在叙述最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的时候。他对小说结构的要求是：“随便”，但“语言的惟一标准，是准确”。我们看汪曾祺小说，非但不随便，简直是“讲究得很”。人间日常的烟火，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题中要义吗？汪曾祺自然是的，写水乡风情的刘仁前、庞余亮等其实也是，那么朱文、鲁羊、顾坚等笔下的城市小青年们呢，我们还是能够从中识别出人的存在与面目。里下河作家作品的风貌表面看起来，是那么大相迳庭、各有千秋，要归纳总结不容易。我以为，其实这并不妨碍他们作为里下河流派而同时共存。扬州画派也“画非一体”，但反对泥古和抒发真情实感的主张，使得扬州画派作为一个群体有了极大的存在价值。我想这其实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价值。百余里的地界所产生的多样的文学风貌，影响的是更广泛领域的文学创作，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很长时间。我写小说受过朱文的影响，因为他描写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生活气息，仅仅“微不足道的生活”几个字，就足够让我沉迷。而里下河的评论家群体产生的影响或许更绵长与复杂，他们观照着更大视域的创作。 里下河文学中的城乡书写 黄玲（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干部）：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中，里下河无疑属于乡，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里下河文学就是乡土文学，事实上里下河文学是多元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城乡主题一直被许多作家书写着，我想探讨的是：里下河文学中的城乡书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城乡书写的一部分，它的独特的价值：第一，从汪曾祺开始，里下河作家笔下，对于里下河地区的风俗、风物和风情一直有着比较执著的书写。地理与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了里下河的独特，在我看来这份独特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弥足珍贵。第二，里下河文学中的城乡书写中，特别能体现里下河作家对传统乡村伦理的怀念，面对乡村伦理在当下乡村的溃败，他们显得比其他人更为敏感，更为焦虑。当日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突然发现原先认识和判断事物的观念和方法都失效的时候，他们的困惑与迷茫、痛苦与伤怀，不言而喻。于是有了鲁敏的“东坝”和刘仁前的“香河”这样被有意美化过的乡村，也有了《浮城》《残月》《薄荷》《垛上》《元红》等直面今天乡村伦理现状的作品。第三，里下河文学中的城乡书写从来不止于写乡，也不止于写城，而是在城乡背景下写时代中人物的命运，写广阔而深邃的人性，正是在这点上，里下河文学跳脱出了地方文学的格局，拥有了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性。 未来的河流 赵天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当我们说到“乡土”，一般都是指涉北方的乡土小说，那种干燥、凛冽、一望无际、黄沙满天的乡土。汪曾祺写“乡”，但是不“土”，而是“水”的，是湿润、灵秀、流动的。自然，作品中就会出现与北方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与此相关的，就是不同的风物、方言与人情的面貌。时至今日，我们经常在“消逝”与“失落”的现代背景下讨论乡村文明与乡村书写。尽管如此，乡土书写，依然是当下中国文学世界性的特色。城市化带来的“发展”和“进步”，必将同时改变城与乡的面貌，也改变人们的情感样式与日常生活，其中最严重的恶果，是同质化，无论是城乡还是人，都会向同一个“远景”不断趋近。这种同质化，给文学带来的后果更是灾难性的。当下的许多作家，有着非常出色的写作技巧和语言功力，但将他们的作品摆在一起，会发现它们在情怀与思想上大同小异。汪曾祺写乡村，但也写市井，写小镇，而县城在他的笔下，就氤氲着不一样的烟火气。《受戒》中具有强烈风格化的市井风俗画，现在恐怕很难见到。在今天的此时此刻，对于“城”的表达，如何留存一种南方的、水汪汪的品质，对作家来说或许是更大、也更生死攸关的挑战。我期待着里下河文学出现更多的后继者，为我们书写未来的河流。 三个《异秉》，无限命运 庞余亮（泰州市作协主席）：这段时间，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异秉》。汪曾祺先生就这篇《异秉》，一共写了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在我看来，都是小说的上乘之作。《异秉》的第一个版本写于1941年，但不叫《异秉》，而叫《灯下》。里面的人物、情节全部出现在后面两个版本的《异秉》中，只不过故事的走向有变化。发表这篇极具先锋风范的《灯下》时，汪曾祺才21岁。1947年《异秉》是以王二的一生为主线的线型小说。一个蚂蚁般的小人物，小鸟垒窝般的，衔起了其他小人物所羡慕的人生。王二也变成了“二老板”。其中大段心理描写堪称绝妙。到了1980年的《异秉》，这个故事经过40年的酝酿，再次重写，成了汉语小说中的经典。这篇小说重点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王二，相对应的是又笨又可怜的小学徒陈相公。王二有了房子，在后街濒河的坡上，有了自己家的豆腐坊。陈相公老是挨卢先生和许先生的打，陶先生总是要被请上主席（被辞退）。这里面少了清晰，多了浑浊，即多了许多人情世故的东西。三个《异秉》，有着无限的人生和命运。汪曾祺笔下的王二，已经成了我所熟识的伙伴，后来我还为“王二”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做《就像你不认识的王二……》。那是一个没有异秉的王二，也不知道他的大小解是否分开，但文学的神奇，就种在了里下河这块多水的多灾难的土地上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