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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与土地，及其相反的方向 张晓琴（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没有哪个作家的创作不是与一方水土紧密相关，只是对于里下河作家来说，这种土地与作品的关系是如此显在和重要。很难想象毕飞宇小说中的“端方”这样的青年是生活在别处的，也很难设想“玉米三姐妹”会在别处绽放出他们青春的爱恨情仇，他们只能是诞生在里下河的土地上。里下河流域水系发达、物丰景美、人伦复杂、文化精细，所以会出现古代的大作家，兴化出了施耐庵这样的大作家。这块土地对于人的滋养是充满宽度的，可以培育这一方水土中的人所特有的“远游”气质，使其创作更为广阔。假如这样一个解释可以说得通的话，那么里下河作家的广阔和“非地域性”，则可以得到另一种解释。这就说到了里下河作家的另一个世界，就是故乡以外的世界，城市的世界，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并没有简单地展露自己的乡愁，而是以更加清晰的方式来回忆他故乡的生活，有水乡风情，又有着厚重的土地上的一切人与事。这与现代以来鲁迅等许多作家的经历几乎是一样的：乡村是原生的世界，但城市是现代的所在，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除了分裂自己没有别的办法。一颗乡村的心，外裹着一个城市的躯壳，去毕生挣扎。留下他的充满爱与恨、是与非、理性与情感交互碰撞的主题、景象和人物。里下河作家小说中土地与城市，乡村人物与城镇人物，总是平分秋色。 故乡：文学的发明 申霞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20世纪，是一个彰显文学地理的时期。鲍曼将流动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故乡”播名扬天下，比如鲁迅的未庄、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等等。他们都是在远离故乡的城市将这个地名文学化、恒久化。至于他们写下的是真实还是虚构的名字，我们并不在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故乡是文学的发明。随着现代性的开启，怀乡、乡愁慢慢成为一种写作的母题。童年、母亲、故乡、大地，总是让我们产生一种永恒的感觉，我们将自己最初的遥远的爱寄寓其中。21世纪，怀乡、望乡、返乡都变得十分容易，那种远程的思念之苦缓解了，浪漫化、风景化的故乡书写模式随之遭遇挑战。如果我们将毕飞宇的《青衣》和鲁敏的《伴宴》对照阅读，也许更能清晰地感受到里下河文学的丰富和包容。我相信里下河区域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正在经历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也在这种快速变化中积淀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特点，每位作家都以自己的写作与时代对话，与故乡和在地交流，将故乡风景化、静物化并不是惟一的方式。在交流日益便捷的全球化时代，写作可以重新确认一片具体的土地，确认自我与现实世界的血肉关联。在地抒情同样通向故乡，通向悠远流长的里下河。 远去的乡土，近在的城市 吴佳燕（《长江文艺》副主编）：在里下河作家笔下，我认为现在是远去的乡土与近在的城市这样一种状况。所谓远去的乡土，有两层含义：一是随着城镇化运动和大批农民由乡而城的迁移，越来越多真正的、自然意义上的乡村其实在溃败和瓦解；二是写乡土的人大都居住在城市，他们是从乡土中来或者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他们的乡土表达，是一种对乡土生活与乡土记忆的回望与捡拾，所以鲁迅称乡土文学为侨寓文学。对于乡土文学而言，它于作家的意义尤其如此，故乡最终会离我们远去，而乡土文学便是在这无数的回望与凭吊、虚构与想象中得以存留和延伸。 城市文学则不一样。城市是晚生的、新兴的、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也越来越成为我们的一种常态，是无数当代作家们置身其中的近在的一个场域。他们对城市的某些部分熟悉、了解，每一天都在感知、观察，所以应该最有发言权。但是相对而言，写作跟作家的生活又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是滞后的思考与审视。从这个角度上说，乡土文学是面向过去的，而城市文学是属于现在和未来的。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动，随着乡土的远去和城市生活越来越强大的现实覆盖力，城市文学的发展也许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可期待性。 地域主义视野的构筑、消散与重塑 何同彬（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里下河文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其社会学和美学根基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其所谓的传统性和相应的辉煌基本无法再现和复制，与其相关的地方中基层的文学氛围、文化多样性和文学主体视野的深度、宽度和广度，都在呈现一种不可遏制的衰微态势（文学权力过度集中的后果），地方性写作的危机正在消解文学地域主义的理念。因此，对于“里下河文学”而言，激励和扶持是比历史性回顾、研究和颂扬要重要得多的态度。当然，对文学地域主义或地方性写作带来最大威胁的恰恰是生产它的全球化、现代性，后者是地域主义视野的激励者和终结者。因此，作为80年代美学遗产和理论遗产的“里下河文学”这一理论范畴，必须尽快建构自身成熟的当代性、当下性美学，而不是停留在乡土文学的陈旧秩序中。当下及未来文学的肉身主要是城市化的，而城市化是单一的、同质性的，地方性在与城市化对峙的过程中，也构筑出一个与单一化空间和美学形成复杂张力的美学地带，其可挖掘和呈现的可能性已经在现代主义的发展中被验证过了。地方性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对中国地方性写作而言，它是可生长的、可重塑的。怎样把地方性的陈旧的、固定化的语言外观、美学外观撕碎，然后重铸为瞬时的、碎片式的、弹孔式的、棱镜式的、镶嵌式的、不确定的地方性，也许是将来“里下河文学”继续蓬勃生长的可能的方向。 文学流派的城与乡 叶炜（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里下河流派作家阵容强大，但大多是写乡土的作家，写城市的少。我个人非常喜欢看乡土小说，更不认为乡土小说会消失，相反，我认为乡土文学在一段时期内会得到强化。当代中国说到底还是乡土中国，底色还是农民。只要你和农村还有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物质层面，还有精神层面。而我们里下河流派里面的作家，汪曾琪也好，毕飞宇也好，几乎都是写乡土的高手。当然，在一个杰出作家那里，写什么越来越不那么重要，怎么写变得越来越突出。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当代作家同时能写好城市和乡村的杰出作家确实不多。里下河文学流派大多作家都是扎根本土，从乡村出发，挖掘自己的童年记忆或当下乡村。像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就是如此。庞余亮的许多作品所书写的也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他的《薄荷》等作品写得摇曳多姿，异常生动。顾坚的《元红》《青果》《情窦开》等作品，许多内容也是取材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文学记忆，对这些记忆资源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转化。作为和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精神联系的里下河作家，他们的书写当然离不开乡村经验，所擅长的领域也是乡村。里下河流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今后农村书写肯定要继续占有很大比重，但是不是也要把目光转向城市呢？里下河流派的城市书写应该更为精彩。为此，应该重视里下河新人培养，写好里下河的城市篇章。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王宁（《当代作家评论》编辑室主任）：里下河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视野其实已经在超越“传统的”里下河，他们将文笔对准了中国社会的“当下性”，而现在中国最大的“当下性”又是什么呢？是文化上的冲突，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是诗礼之教与世俗金钱观的冲突，是雅正艺术与娱乐化艺术的冲突。表现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的意义在于，人们必须正视进而有效地思考。因此，可以说，以鲁敏为代表的新一代里下河作家，他们从个体人生经验的局部出发，实则是在思考民族未来命运、民族文化的走向的宏观性问题，这给里下河文学注入了更为开拓性的视野，而不是局限于一地一隅，我想这是当下里下河文学的价值意义所在。我们说，地域性文学有其自身的文化渊源，但若想保持自身长久不衰的活力，必须关注文学表现的时代性因素，捕捉时代性问题，对时代发问，并探寻解决之要义。地域性的文学写作更要表达出地域性之中的当下性问题，具体地讲，就是里下河文学的写作要表现出里下河的现实感，今天的里下河与过往的里下河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自然、从容、醇厚的古风是否与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新的融合与冲突，解读其中的玄奥正是时代留给里下河文学的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