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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三所大学 苏北（汪曾祺研究专家）：汪曾祺先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作品的俊洁和雅致是现当代文学中极少见的，我试从汪曾祺人生的三个重要节点，来探究汪曾祺风格形成之原因。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是他的第一所大学，在这里他成了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这是汪曾祺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他这一生要成为一个作家。第二所大学是在《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工作期间。汪本来就对民俗和烟火生活有热情，对年节、时令、对联，包括花草植物等，都有很浓厚的兴趣。而《民间文学》和《说说唱唱》是由老舍和赵树理主持的。这两位前辈对汪曾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无疑的。不管是人格还是创作上，都留下了人生难得的一课。第三所大学是他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时候。张家口的生活经历对汪曾祺后半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弥久的。从张家口回来之后，他人变得谨慎了，真正尝到政治运动的厉害。汪曾祺之所以成为汪曾祺，我想与他一生所经历的这三段生活有极大关系。可以说，没有这三所大学，就没有后来的汪曾祺。 抒情的未来：从怀旧到解嘲 刘大先（《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无论从概念的发明、历史的回溯，还是横向的扩展与对未来的瞻望，“里下河”文学流派都已经超越了地方性与区域性文学的范畴。尽管初衷这个提法可能更多着眼于地方文学与文化遗产的整合与再造，在实际的讨论、运行和操演之中，里下河文学无疑逐渐具有了中国当代文学微缩景观的意味。汪曾祺关于逝去的共同体的缅怀与想象，包含着来自于里下河地域文化、士农工商的社会体系、文人传统与人间情义的记忆选择、整理甚至发明，而应对的其实是书写者身处的现实。只是基于对现实认知所带来的惶惑与不满，或者意识到原先共同体的崩解，想象中的书写才意味深长。到毕飞宇这一代作家更加明显，在《玉米》《玉秧》《平原》等作品中，也是带着乡土文化的根脉与特定年代的创伤记忆重新进行表述，这个时候汪曾祺那种乡土温情已经难以复现，甚至在想象中也无法修复，表现出来的是革命年代的焦虑、社会变革中人性复杂而晦暗未明的部分。鲁敏的笔下几乎已经没有关于地理性意象的细描，而着力于城市中日常生活（《小流放》）、隐秘欲望（《细细红线》）和幽微人性（《月下逃逸》）的刻画。怀旧被自我解嘲地解释为一种短暂的错觉。面对城乡文化未曾分裂到日益割裂的无奈现实之时，未来的写作如果仅仅停留于描摹与解嘲并不能带来生产性的书写，作家固然要写出已然的世界，更应当努力提供一种价值观和认识论，尽管这很难，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然而，对于应然世界的向往和想象，也正是文学的旨归和宿命。 文学里的城与乡 张定浩（《上海文化》副主编）：当代文学几乎都由居住在城市里生活了半辈子甚至更久的作家完成。代际愈往后，这种情况愈发显著。讨论城市文学或乡村文学是吊诡的：几乎对于所有写作者而言，城市都是每天发生的日常，而乡村如非纸上得来的间接经验，便是遥远陌生的童年记忆。当一个农村出身的写作者时隔数年才间或回到老家过年，他所了解的乡村，其实已经并不比偶一为之的城市旅行者更多。而在这种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乡村？又如何描述我们所并不真正知道的乡村？又或者，如何描写当代乡土文学，才能抵达某种意义？然而，过分追究意义往往意味着主题先行和脱离真实。仅仅从某种构建“文学地域”或“文学故乡”的角度，并不能触及特殊之处。在这样的现状之下，也许不再过多强调地域性的特质，不倚赖富有标志性的方言和本地风物增加所谓地域乡土风味，是一种对于乡土文学更高、也更本质的要求。要力图避免将农民刻画成活在知识分子焦虑眼神中黯淡弯曲的木刻，将各种时代象征和道德寓意从他们本已相当沉重的肩上卸下，不作病相报告式的分析，更不再成为末流小说家陈旧历史观和主题先行论的工具。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将农民还原成“人”和生活在城市中喜怒哀乐毫无二致的有血有肉的个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