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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大地，回望、守望和展望 王彦（《中国国土资源报》副刊部副主任）：如今，我国城镇化率已过半，从外在形态看，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但内在的精神层面呢？此时，探讨里下河城乡文学表达，非常有意义。里下河文学流派沿袭了汪曾祺代表的诗化浪漫乡土传统，同时又生发出实验性、先锋性等多元风格，更难得的是，它体现出一种均衡、持续的发展，除了名家云集、品类齐全外，更有一个厚重的文学基座。说到如今的城乡文学，一方面是农民逃离乡村，一方面是进城人回望乡村。在他们笔下，乡村或是苦难之所，或是田园之栖，而目前乡村正在发生着、消亡着、蜕变着的东西，还缺少深刻的认知和表达。作为参与者、推动者，也是见证者、书写者，里下河作家除了回望、守望，更可以从“展望”上着力，从既是农民又是土地管理者兼作家的身份和视角，表达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不仅展现社会转型期乡村生活的“常”与“变”，还应指向社会伦理、生存状态等深层文化哲学命题；不仅展示乡村的苦难，还要传达苦难中释放出的人性光辉与拯救，表达质朴生活中悠然生出的韧性与诗性。 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转变 郑润良（武警福州指挥学院副教授）：在汪曾祺等人奠定了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基本美学特征之后，近年来一大批里下河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不断发展和丰富着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内涵，也预示着里下河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在长篇小说方面求突破。新世纪以来，毕飞宇的《平原》、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刘春龙的《深爱至痛》都以里下河地区为叙述背景，尤其是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在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扩大叙述容量和表现空间、长篇化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尝试。二是表现空间从乡村向里下河地区都市转移。都市文学正日益成为当代文学表现的焦点，里下河文学也不能落在后面。刘仁前的《浮城》《残月》，刘春龙的《垛上》、顾坚的三部曲都有对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境遇、情感变化的书写。鲁敏的《谢伯茂之死》《铁血信鸽》等作品也深刻叙述都市人群格式化生存导致的异化，鲁羊、吴晨骏、朱文书写都市文青的心灵漂泊与落寞。新一代里下河作家比如“80后”作家费滢的《鸟》写都市少年的孤独与不自由，这些作品虽然风格与传统的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有不少差异，但换个角度说，他们其实潜在地受到了里下河风情文化和乡土伦理的影响，他们看待城市的目光也因为固有的“取景框”产生了变化，里下河乡土伦理成为他们观照都市伦理的潜在参照。但是，这些作家作品对都市普通个体内心情感的细腻描绘以及小说的散文化倾向等方面仍与传统的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有诸多内在的相似之处。 打破对立 黄德海（《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城市和乡村看起来是对立的，其实是我们批评家人为造成的。比如，汪曾祺的小说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毕飞宇的《平原》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我觉得城市与乡村其实是一个后置说法，并非体贴具体的说法。而具体到作家的评价，才是体贴性的，但是，反过来说，城乡和流派的存在，也许正是为了让作家突破这个框架，走出这个流派，迈过城乡的区别，去写自己的具体。 一份共同的历史 项静（《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里下河流域具有既不同于落后的乡村又不同于大城市的混杂形态，城市与乡村没有巨大的落差，可能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某种雏形。里下河地区，这个庞大灿烂齐全的作家群体会继续参与到本地的生活中去，而且还会鼓励当地的其他人，这是自古以来地缘意义上的作家群对本地文化的涵养和激励作用。以地域作为核心定语，对文学有宽泛的界定和促进发展的作用，比如地理空间的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长的历史文化追溯半径。参与文化酝酿的作家群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文脉是一个事实性的存在，后续建立的文学流派对于被追认的作家和已经成名的作家，几乎是无效的，但对于本地青年的写作，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助力。地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本地的青年作家来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和现实生活的腹地，也为他们的写作增加了一份可能性。对未来的发展和预判很难得出必然如此的结论，拥有一份不一样的历史和文化引导，未必一定写出不同质地的小说，但总归有一份可能性存在，毕竟文化艺术的产生是非常不确定的，而且是层层叠叠绝不单一的。地域写作只有“跳出国粹乡风的成见，真实地发挥出他的特性来”，才是有存在必要的概念，重建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举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