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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再造到文学空间的生产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里下河文学流派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从里下河这个“地方”走出过汪曾祺、曹文轩、鲁敏、毕飞宇等“著名”作家，而是数量可观的“文学无名者”——大量的普通人成为自觉的写作者，有着各自职业的所谓“业余作者”。而在当下整个中国文学生态中，我需要正视的恰恰是这些“业余”的地方性写作者之于其个人的精神建构，之于地方文化建设，之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意义。从今天的文学资源分配的角度，围绕着刊物、大学、文学活动、作家、书店、影剧院等，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占据着绝对的文学资源优势。而县城及其以下广阔的农村文学资源明显处在一种劣势。进而，我们意识到今天当我们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不应该只是在文学内部封闭的命名和“传统再造”，而应该是主动积极的“文学空间的生产”。泰州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超出行政区划的“文学空间”概念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文学空间的再生产”。在完成了“空间生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群体由于众多独立个体对于一个共同目标的忠诚而得以维系起来，而不是通过很多观念融合到单一的思想方式”，“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概念能不能成立且可持续，在完成了传统再造之后，依靠的应该是成名的作家特别是“在乡”的“业余”作家的“忠诚”。极端地说，从流派样态看，“业余”作家对文学的忠诚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区别于其他文学流派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期待更多有里下河印记的精品力作 陆建华（汪曾祺研究会会长）：当一个地区有一批优秀作家审美观点相同、连续不断地创作出风格近似，得到文学界和社会民众公认、并且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力作，这个流派就自然形成了。新时期到来后，里下河地区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长足进步，表现在打上鲜明的里下河印记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其中不少精品力作已成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硕果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无一不是出自从里下河地区走出去的作家之手。除了汪曾祺，还有从盐城走出去的曹文轩、从兴化走出去的毕飞宇、从东台走出去的鲁敏等。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思想解放的深入，一直坚守在里下河本土的作家，如刘仁前、庞余亮、刘春龙、顾坚等，在时代的感召和从家乡走出去、并已取得优异创作成绩的汪曾祺等名家的激励下，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不断奉献出数量可观、具有里下河现实生活特色的优秀作品。着眼于长远的未来，我希望，当我们在为积极构建里下河文学流派继续做好大量基础性工作的同时，更要大力提倡：以汪曾祺为师，努力创作带有鲜明的里下河地区印记的精品力作。 延伸与重建 刘仁前（泰州市文联主席）：不得不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家们的内心产生了许多的迷惑与忧虑，从前传统的乡土经验，在遭遇一种陌生的城乡变革经验的时候，难免产生不适感、甚至反感。面对乡村新的躁动，传统价值观念遭遇新的挑战。在我的作品《浮城》中，我对乡村政治、权力等现实问题也进行了集中的书写和揭露。到了《残月》，则完全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没有了《香河》中“田园牧歌”的抒写，也没有《浮城》中对政治生态的某种期许，而是让小说主人公进入了娱乐圈，成为一名演艺经理人。我想要展示的是当下城市商业大潮中的社会生态，“香河村”的后人们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尘世演绎的残缺人生。不得不说，我在创作《香河》的时候，感觉更得心应手，因为回望相对容易一些，而从前的经验，在遭遇现实的特别是城市、小城镇经验进入的时候，内心难免有所不安，批判与妥协，舍弃与眷恋，多重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其把握与拿捏的“度”，相对而言变得困难。就今后的创作而言，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深入了解、研究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而作出自己相对理性的价值判断。我觉得“城”与“乡”不应该完全对立起来，不应该一味表现孰好孰劣、孰轻孰重，而是应该葆有小说家的责任与良知，不是在乡村的表象上停留，而是有意识地向乡村地域文化的延续与变迁、乡村伦理的重建等纵深领域拓展，既有对传统的追溯，自我的发掘，也在重估历史、构建新的乡村现实。这是我们这代作家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