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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罪恶》:中国勿走西方老路

http://www.newdu.com 2017-10-12 未知 陈辉 参加讨论

    心理有病责成社会问题
    大约50年前,我在欧洲参加一场青年人举行的运动,那时候时局也比较动荡。这个运动是非常外向型的运动,而我是非常内向型的人,并且在运动中,经济发展被过度夸张,我很不喜欢。
    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资本主义就像洪水猛兽一样,它会不断地迅猛发展,直到某一天,它变成一个庞然大物,然后轰然崩塌。这种经济的过度发展,会带来对环境的过度开发,它会引发全球的环境问题,引发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
    那时候有很多物质主义者,他们只关注物质,关注金钱,不关注环境。我待着觉得很不舒服,就到瑞士苏黎世学习荣格心理学。在今天来看,我很高兴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在现实层面上逃跑了,从那种物质主义的环境中。
    在我作为心理分析师的这些年里,我试着把社会和群体看成一个整体的病人,想着怎么用荣格心理学的方法去治疗。
    马克思认为经济是我们的底层基础,而经济以外的东西叫做上层建筑,他认为底下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为了营造上层建筑,你必须先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在我看来,马克思的模型可以使用,此外我认为人的心灵也是最基本的底层基础,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过度发展的问题、过度生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心灵底层出了问题,从而导致上层出现问题。
    发展也会将人类带入困境
    大概在一百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贫乏,我们和食物的关系非常单纯。比如我们吃一块巧克力,你会获得一种“快乐”的感觉。现在我们都很有钱了,我们就可以说,我不只买一块巧克力,我可以买十块或者二十块巧克力,当我吃了第二块巧克力,我就会说吃了以后,我就希望吃第二块得到像吃第一块时一样的快乐,但是我发现好像没那么快乐,于是我就吃第三块,发现吃第三块的快乐更少了,然后我不停地吃下去,等到我吃到第八块、第九块的时候我就吐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没有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汽车的,当我们没有汽车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非常慢,比如只能坐火车,或者骑自行车,或者走路。有了汽车我们可以很快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这是我们去买汽车最初的目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汽车,然后很多人都买了汽车。于是,逐渐交通就变得非常拥挤。
    这就是对发展缺乏一种限制所带来的结果。西方现在已经慢慢失去了这种对限制的意识,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指标,关于每个国家每年会生产多少垃圾和废物,土地能够吸收和消化多少,根据这样的指标,我们这个世界每年现在所生产的垃圾的量,是地球能够消化量的1.5倍。也就是说,每年到了8月份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期限,我们一年生产垃圾的量刚好可以被地球消化完,再往后就超量了。
    西方人应向中国人学习克制
    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个对应的概念就是中庸之道。
    从心理学角度说,人们到底在什么时候开始失去这种对限制的意识?原始人有一个严格的限制,他们只是从自然界中采集一些资源,他们不会去破坏环境,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科学技术,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扩张。
    我们看中国,中国其实是一个拥有科学技术的国家,但是它也很少用科技来进行扩张。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王朝,非常大的国家,它没有必要去扩张。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火药,并没有把它用于战争,比如把它做成烟火让人开心,但是西方人发现中国的火药很好,拿过来做成加农炮,这样就杀死了很多敌人,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人思维。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去探寻西方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对欲望的控制,开始失去了对限制的意识。其实古希腊文化中,含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它并不是一个扩张的文化,而是有很严格的限制。
    举例来说,古希腊神话中一个最著名的神话就是普罗米修斯,在心理学上来说它是英雄的形象,它从神那里盗来火种给人间,神非常生气,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当人有了火就会开始发展,开始积累,开始扩张,这是不对的。所以,普罗米修斯最后就受到了惩罚。
    我希望当今的中国不要去像西方社会一样过度发展,带来各种恶果,而是希望我们适度找到并了解我们的欲望,设定适当的限制,让我们良好地发展。
    中国文化深处比西方文化控制得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很多很多年之前,西方人就已经不太相信《圣经》了。在古希腊的城邦,它是由很多独立的小城市组成的,它们非常遵守城市规模的限制。在城市之间可能会发生战争,但即使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吞并的现象,不会一个城市去吞并另一个城市,所以这个城市就保留了它原始的规模。
    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说一个城市合适的规模,应该是怎样的呢?就是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个主要的区域,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去讲话,这个讲话的人当然不像现在,他是没有扬声器的,他就在那儿讲话,只要所有人都能够听到他自然说话的声音,这个时候城邦的规模就是合适的,如果规模已经大到有些人已经听不到他自然说话的声音,就表明这个城邦太大了。
    表面上看起来佛家、儒家还有基督教都有一个相似性,都会设置一些限制,也可以把它叫做道德上的限制,比如不要偷窃。但基督教具有一种欲望,它内部是想要无限扩张的。至少在我看来,东方的宗教没有试图去扩张的特性,也许这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处,它有这样一种自然的平衡,试图去设置一个限制,就不让我们的欲望得到发展。
    西方文化导致西方大多数人的心理或多或少存在偏执的因子,而轻度的偏执与妄想,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偏执狂作为一种人格倾向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令人无法抗拒,尤其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这应了那句老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纵览历史,我们不能仅仅纳入众所周知的“战争狂人”作为偏执狂的病理透视,而且将视线投入到历史更悠远的时光,甚至延伸到人类起源的传说时期。
    余世存:不必神话中国古人的克制
    西方从中世纪的黑暗里走出来之后,就开始大踏步发展,向前走了。但是,中国的中世纪在汉唐帝国之后走向了宋代,宋代的理学家们发展出另外一套理论,一种人生社会的理论,那就是我们曾经一再批判过的“存天理灭人欲”,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合理性,应该说也是很有节制的意思,只不过我们在节制方面做得太过了,所以西方的发展可能是罪恶的,而我们的节制也可能是罪恶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发展得不错,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我们中国的每个国民个体来讲,无疑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但是不能忘掉还有很多边缘的弱势群体,还有不少人处于想发展而发展不得的境地。
    管制本身也是剥夺和限制,可以说明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其巨大的复杂性,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个复杂的情境,在这个情境面前,我们怎么才能够救赎个人,进而救赎于社会,进而救赎于文明,这是一个大问题。
    欧洲的知识分子或者精英们可能对美国模式嗤之以鼻,但在中国人看来,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它们是一个模式,还是资本主义模式。比如我们百年前革命先驱孙文就提出一个口号“节制资本”,也确实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来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安排里,对商业、技术的发明,对资本有一种排斥,有一种节制。但是,即使孙中山先生那么讲了节制资本,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一个办法来节制资本。
    我一方面是非常支持鲁格·肇嘉先生的这本书和他提出的很多结论,但一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我觉得还没有解决,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处在资本主义的模式里,资本主义怎么能够节制,如果我们节制不了资本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带着人类文明继续在发展的道路上狂奔。
    我记得有一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曾经提出一句口号,他也是觉得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走得太快,觉得整个世界像一辆列车一样,我们在车上停不下来了,所以它的口号是“让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一旦踏入人类文明的列车,我们是很难下来的。
    我问过一些科学家,我说文化精英们,或者成功人士,如果把地球糟蹋完了,他们就要到外星去吗?所以你们看这些年来星际旅行的幻想也很多,我们看了很有快感,但是要知道,我们是参与不了星际旅行的,他们去了,他们给我们留下一个脏乱差的地球,甚至无法生存的地球。所以发展的罪恶确实是一种罪恶,当然现在谈这个罪恶,我不知道是不是为时过早。(陈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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