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好莱坞电影里，全世界被轰炸次数最多的城市是纽约。纽约是“美国梦”，纽约也是恶之花。这是一个极度分裂的“双面之城”。文学杂志《格兰塔》前主编约翰·弗里曼邀请了28位在纽约生活的作家写下他们的纽约故事，结集为这本《双城故事》，该书中文版由浦睿文化出版。通过这本“纽约折叠”，我们可以窥视到今天每个大城市每天都在生产着自己的“双城故事”，也可能甚至是三城、四城故事。
    弗里曼最近一周来到上海旅行，澎湃新闻记者与他聊了聊纽约和文学。
    
    约翰·弗里曼
    现实不是现成的，是等着我们去触碰的
    澎湃新闻：这本书都是写纽约的，为什么题目却叫《双城故事》呢？
    弗里曼：我的感受是，在过去的五年里，纽约已经变得太不平等了。从经济的层面来说，面对面住着的人，可能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世界里。这条街上的房子可能上百万美元一套，但房子旁边每天徘徊着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共同分享的空间，彼此没有联系，两个世界互相冲突。这种冲突开始定义何为纽约。
    澎湃新闻：你说的其实全球化的大城市都是这样，也不只有纽约是这样。那你觉得纽约这个城市有什么独特的、所谓纽约城市精神吗？
    弗里曼：纽约一直是一个肮脏的、嘈杂的、多元杂居的、全天候运转的城市，它的破碎性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随着金融市场权力巩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纽约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二三十年前，你可以花二十万美元在纽约买一栋公寓。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随着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纽约背叛了这样的精神，它不再是一个大熔炉。尤其是因为金融产业的发展，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把生活成本提高到了大部分人都望其项背、无法承担的程度。我知道在这儿（上海），生活成本也很高。但不一样的是，纽约是一个更老的城市，现在这种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不是从来都是如此的。
    澎湃新闻：说到纽约，就一定会联系到美国梦，你个人相信美国梦吗？
    弗里曼：是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写过很有趣的书叫《异类》（Outliers），他讲的就是我们用一些天赋异禀的异类来代表“美国梦”这个迷思。很多美国人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找一份工薪阶层的工作，供小孩子上了大学，追寻美国梦。但这些人是异类，还有很多人在受苦、失败。美国梦只有在人们相信的时候，它才有效。但现在他们需要美国梦，因为这个国家不再照顾穷人，从一个福利国家转向了另外一面。美国梦很漂亮，如果人们来到美国，没有性别、种族的歧视，但现在这个国家非常残忍。
    澎湃新闻：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作品里，也有对于美国梦的质疑，那跟当下的美国梦的破灭有什么区别？
    弗里曼：很有意思，你提到《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写作的年代和今天有着同样的不平等。《了不起的盖茨比》讲的是大萧条前夕，那时社会保障所有人。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巨大的到处可见的财富，它有意思的地方是展现了你可以追求巨大的财富，但不追寻美国梦。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梦不只是伦理的公共概念，它也是一个文学概念。电影往往喜欢成功，但在文学故事和小说往往对失败更感兴趣。但从伦理道德意义上来说，失败并不那么有趣。你需要人们成功，支撑起家庭，有体面的工作，有体面的薪水等等。但我觉得，好莱坞电影、电视剧、媒体似乎主宰了我们对于纽约的想象，《欲望都市》等片子里，你看到的是好像一场财富文化的狂欢，好像每个人都住大house，年薪上百万。
    但如果你真的生活在纽约，如果你不属于1%的那个阶层，你会和1%以外的阶层有很多接触、互动。如果在纽约，即便这里是大银行，大商场，你会看到周围聚集着无家可归的人。你会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你的生活很可能变成另一个样子。在纽约，每个晚上，都有6万无家可归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请作家们来写纽约，我知道作家们也关心这些。文学不应该只反应这个城市光明美好的那一面。
    澎湃新闻：这也是你在序言里说作家们也可以用他们的想象力和经验，为从本质上努力改良城市助一臂之力。
    弗里曼：是的，我认为现实不是现成的，是等着我们去触碰的。现实也是我们建构出来的。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要想在纽约心安理得地活着，你就得装作好像你看不到那些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他们不存在。我觉得作家没必要写出大团圆的结局，他们用他们的写作让我们承认这些人的存在，这就可以了。人们看到的越多，就越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澎湃新闻：你现在是文学网站Lit hub的主编，钱从哪里来？
    弗里曼：一个叫格罗夫的小型独立出版公司，专门出贝克特、亨利·米勒、哈罗德·品特、阎连科等人的作品。出版人觉得美国的文学文化正在遭遇困境，因为报纸的广告没了，都去投给网络了，所以很多报纸的书评板块都被砍掉了，然后就有了这个网站。两年时间，现在有一个月50多万的浏览量，可能是最成功的英语文学网站之一。我还办了一份文学期刊，叫Freedman’s，两年一期，有点像《格兰塔》。
    澎湃新闻：美国人不太读世界其它地区作家的作品，这不是我的偏见吧？
    弗里曼：完全正确。在美国，没人读莫言的作品，也没有人读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我知道在北京有一个小团体，他们会把阿乙等中国年轻小说家的作品翻成英文。我觉得翻译是一个疯子干的活，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压力非常大，也没什么钱，也没什么名气。我知道，在日本，有一种摇滚明星一样有名的翻译家，但反正美国没有。我是干文学的，我知道这些翻译家，但其他就没有人认识他们了。
    你说得特别对，我们应该鼓励美国人拓宽他们的阅读视野。除了那些畅销书，别的书卖掉2000册就算成功了。所以这个数字挺让人泄气的。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像哈金、李翊云这样的母语是中文但在美国用英文写作的作家？
    弗里曼：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我在《格兰塔》都发表过他们俩的小说，我也给很多他们的作品写过书评。哈金很有意思，他很晚才开始学英文，然后开始学习用英文写小说，《等待》是非常漂亮的小说。我觉得美国人往往喜欢读那些离开了母国，然后在美国生活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而不是还生活在母国的作家的作品，比如通过这些作家的作品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往往会读李翊云的作品，而不是余华的作品，尽管余华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对美国人来说，哈金、李翊云变成了中国人的代表，这本身不是他们的错。就好像裘帕·拉希莉，她突然就变成了十几亿印度人的代表，但她其实没有在印度长居过，她住在美国，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于文学的误用，我们给这些作家施加了太多的压力。
    澎湃新闻：你怎么评价他们的英文呢？因为很多西方人会说他们写的英文很简单。
    弗里曼：我觉得英文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一直被那些母语非英语的人激活。像杰克·凯鲁亚克，5岁才开始说英语，索尔·贝娄，他一开始说的是法语。我喜欢哈金、李翊云的英文那种钝感、粗糙的感觉，时间久了，他们的英语顺一点儿了，更光滑一点了，他们不是故意的，但他们就是这么写了。从他们的英语中，你读到的声音，语调，这种变形和转化是很让人兴奋的。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一个波斯尼亚裔作家，他会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意象放在一起，因为他对于自己成长的语言中的陈词滥调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