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此书，我真是既惊喜又担心。国内终于诞生了一本对本世纪首个十年的小说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研究对象与涉及问题“直逼当下”。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文学能否被历史化尚且备受争议的今天，试图将最近的十年加以专题研究，其完整性与合法性恐怕难免遭到质疑。
    在我看来，要解读首个十年的小说，最大的难题就是研究对象的模糊与不稳定。不同于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甚至80年代文学，本世纪以来的小说数量如井喷式激增，别说穷尽史料、文本，就是悉数阅读每年的新作品也是天方夜谭，加之纯文学、网络文学的分野愈来愈强，很多概念、话语纠缠在一起，媒体、出版、传播、思潮等“外部研究”的对象也混置其中，这就导致研究对象空前复杂。邵燕君将这十年整体描述为三大变局——文学媒介(千年之变)、文学标准(百年之变)和文学体制(五十年之变)，并将研究对象大致分为新历史叙述(后革命与后先锋)、现实主义(但陷入了困境)、海外华人创作，还有底层文学、打工文学与新左翼文学，当然，也少不了网络文学和“80后”写作。
    邵燕君认为，当前文学机制的基本结构就是以文联、作协为核心，以各级文联、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为基地的体制。在网络时代，传统文学期刊面临诸多危机：与读者亲密关系的解体和“专业—业余”作家体制的解体。也就是说，很多所谓“非主流”的作家作品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而纯文学作家、甚至象征权威的老作家的影响力在飞速减弱。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启蒙神话的破灭与精英价值体系的崩溃。如果连“文以载道”的基本功能都丧失了，文学与政治、历史的同奏又怎能持续呢？
    在此变局中，现实主义小说首当其冲，面临极大的转型焦虑，毕竟它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力与凝聚力，是文学、政治精英确认其严肃文学价值并借以贬斥消遣性通俗文学的资本。但在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启蒙的神圣帝国最终覆灭，现实主义转向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式的平民写作和世俗观照。即使仍有作家试图重建宏大叙事，但多数以失败告终。比如余华的《兄弟》，“正面强攻”的勇气固然可敬，但叙述的混乱与失真让人难以找到最初的感动。这种动荡不安下的焦躁在贾平凹的《秦腔》中也有体现，沸腾的乡土难以安放下平静的叙述。邵燕君清晰意识到此类文本的历史意义，更对其失败背后的原因充满兴趣。
    新世纪以来，城乡差距、阶层差距拉大是不争的事实，人性与社会也随之而变形，甚至走向分裂。新现实主义的失败让试图走出象牙塔的纯文学危机愈深。2004年后，“底层文学”兴起，一度让许多作家、批评家似乎看到了文学转型的曙光。但是邵燕君用冷静的笔触点破了其病症：这些揭露苦难的作品背后没有一套批判现实的价值系统，这就导致再悲惨的描写也难以唤起悲剧感，无法鼓舞与抚慰人心。与此同时，“打工文学”与“新左翼文学”兴起，与之共同形成了现实主义流变的新向度，这让人对未来或许不会太过悲观。
    分析完现实主义的问题后，邵燕君笔锋一转，专章论述了新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陈谦等)和“80后”作家(韩寒、张悦然等)，一个是地域(空间)上的延展，一个是年龄(时间)上的存续，这对构成本世纪首个十年的文学版图显然是必要的。值得一提的是，邵燕君对“80后”作家态度颇为客观，既看到了其相比前辈作家的创新、进步之处，也意识到这些“热流”背后市场推动的潜在力量，并对青年作家的“孵化器”提出了冷静的思考。
    邵燕君在最后一章呈现了她的“拿手好戏”，多年以来研究网络文学的她没有忘记将这块版图纳入文学主流叙述中。尽管有些人认为网络文学及其研究皆无价值，但邵燕君认为，“一个文学的大国需要文学人口的基数，网络文学恢复了亿万民众心中的文学梦”。毋庸置疑，网络文学借助庞大的粉丝群体与经济诉求建造了庞大的文学帝国，它不仅占据了大众市场，还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传统文学执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能。对于网络文学应当破除偏见，从更大的理论视野来解读它。
    那么，邵燕君如何为这十年盖棺论定呢？她用了“虚热浮躁、青黄不接”八个字。她并不认为这是“黄金岁月”，但她相信，放弃纯文学的贵族式傲慢，与新兴文学类型联手构建一种新的主流文学，或许是祛除积弊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