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数经更迭，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历史过程。1980年代所建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改革”与“合作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土地制度，这一制度的特点在于：在所有权上，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在使用权上，土地则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这一土地制度在1980年代曾创造了农村改革的辉煌，并一直沿用至今。
    本文主要结合当代文学作品，研究当前中国乡村出现的新情况，并探讨其未来的出路。这主要包括：（1）人与土地情感的变化，如第二代打工者对土地情感的淡漠，又如在发展主义视野下对土地的功利化态度，乡村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及其造成的生态问题等，这在不少底层文学、打工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2）“土地流转”中的乡村故事，如孙慧芬的《后上塘书》、陈应松的《夜茫茫》、关仁山的《麦河》等；（3）“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的未来，如高建群的《大平原》等。可以说中国乡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也是中华文明所遭遇的最为剧烈的变化之一，在传统农耕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一、人与土地情感的巨大变化
    在贾平凹的《秦腔》中，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农村的荒芜了。这里的“荒芜”，既包括土地的荒芜，也包括人的荒芜——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离开农村到城市去了，在农村里剩下的只是老人和孩子，整个村庄暮气沉沉。小说中村里不少土地都撂荒了，夏天义心疼荒了的地，为此以较高的成本租种了俊德家的土地，但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后来村委会收回荒地和另作他用的土地，由村里人承包，而又由承包人转租给外乡人，从中收取租金。但在由谁承包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村里仍有不少荒地，后来夏天义在“各家的地里查看，凡是荒了的地，或者在自己分得的地里起土掏取盖房用的细沙的，挖了壕打胡基土坯的，或者像书正那样，在地里修了公共厕所的，或者老坟地以前平了现在又起隆修了墓碑的，一一丈量了面积。又将谁家在分地后嫁了女，死了老人或出外打工两年不归的，和谁家又娶了媳妇，生了孩子的一一统计。”然后他拿着材料，请夏天智写了一份建议书：为了使每一寸土地都不荒芜，使每一个农民都有地种，公平合理，贫富相当，建议重新分地。
    他拿着这一建议，征求村里的人签名，但大部分村民不愿意签名，这里有涉及到自身利益者，也有对“分地”甚至对夏天义的历史抱有偏见的，后者中最典型的是书正：
    书正看见了夏天义，放下锨，坐在塄上吃旱烟，打老远就说：“天义叔是不是让我签名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签过名，现在什么社会了，你还搞运动呀！”夏天义说：“谁是搞运动呀！”书正说：“天义叔，你真是个土地爷么，一辈子不是收地就是分地，你不嫌泼烦啊？”（1）
    在这里，“重新分地”联系着“土改”、“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等历史记忆，正是由于“合作化”搞运动的失败，使书正的讽刺深深刺伤了夏天义，他作为以上三次运动的村领导，直接经历过政策的反复与变化，这使他的威信受到相当大的挑战，但也使他深深知道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在新的时期正是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也使他敏感于时代的变化与土地的撂荒，从而提出了“重新分地”的建议，不过这一建议却被搁置了。
    在王祥夫的小说《五张犁》中，五张犁是一个人物的名字，他们村里的地都被征了，被用做建高尔夫球场，五张犁是农村里以前干活的一个好手，但他出于对土地的热爱，每天还到他以前的承包地去干活，把原先属于他的那块地种得特别好，后来还把人家种的花草都拔掉了，别人说他是“神经病”，最后他被赶走了。这篇小说写出了五张犁对土地的感情，被剥夺土地之后那种无奈的、绝望的情绪。
    如果说在夏天义、五张犁等人身上还保留着中国农民对土地那种传统的深厚感情，那么对于更多年轻的打工者来说，这种情感则越来越淡漠了。对于打工者来说，城市既离不开他们，又不愿容纳他们，而他们对城市既没有认同感，也无法回归家乡，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说这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心态，那么到了现在，第二代农民工逐渐登上历史舞台，问题无疑更加复杂化与尖锐化了。在王昕朋的《漂二代》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李跃进、韩土改、赵家仁、肖桂桂等人来说，北京不过是暂时寓居的“漂泊”之地，他们总还想着回归河南老家，但是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北京，他们认同的是城市生活，回到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既无法融入城市，而在城市之外，他们又无处可以容身，小说中肖祥、肖辉、宋肖新、李豫生等人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代人的困境。
    据研究，“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2）
    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等非虚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新一代打工者来说，乡村已经成为回不去或者不愿回去的家，“长期在外的打工生活已经改变了打工者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些打工者真的回老家的时候，即使已经盖了自己的房子，却发现自己很难适应那里的生活了。所以说，打工者‘不能回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原因是需要打工维持生计、需要挣钱盖房、没有假期，但是主观原因也已经越来越重要，就是打工者已经不愿意再回去了。”（3）
    当打工者离开乡村，而乡村只剩下老人、儿童、妇女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的衰败凋敝，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农民与土地的感情已经分外淡漠。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状况，作为农耕文明的国家，中国对土地的重视贯穿于所有历史之中，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深厚的，在20世纪，围绕土地的变革与革命更是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比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在土地改革的那年冬里，梁三老汉在他的草棚院里再也蹲不住了。他每天东跑西颠，用手掌帮助耳轮，这里听听，那里听听。他拄着棍子，在到处插了写着字的木撅子的稻地里，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他那灰暗而皱褶的脸皮上，总是一种不稳定的表情：时而惊喜，时而怀疑。老婆嫌他冒着冬天的冷风在外头乱跑，晚上尽咳嗽一夜；但她稍不留意，草棚院就找不见老汉的影子了。她跑出街门，朝四外瞭望，果然，那罗锅腰的高大身躯，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稻地中间。”（4）
    类似梁三老汉这样对土地饱含深情的农民，是我们以前经典的文学作品经常描述的，但在今天，这样的“老式农民”已经越来越少了。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农民的情感结构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此剧烈的变革冲击着传统乡村的文化与生态，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在这一进程中，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们如何避免农业凋敝可能带来的粮食危机？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们如何避免中国文化可能发生的内在断裂？
    二、“土地流转”中的乡村故事
    孙惠芬的《后上塘书》讲述的是“土地流转”中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刘杰夫靠承包矿山发财致富，又回到家乡上塘村承包土地，但在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却在家中被杀死了，面对这一生活中的重大变故，他从“成功人士”的光环中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那是他个人从贫穷到富有的野蛮奋斗史，也是当代中国乡村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以灵魂为代价的血腥。在这部小说中，孙惠芬重点关注的是乡村巨变中人物的心灵问题，小说采用双线叙事，一条以刘杰夫在妻子死后的追索为中心，另一条则以他妻子徐兰亡灵的口吻叙事，在形式上颇具新意。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中，无论是“成功者”刘杰夫、方永和，还是受益者徐兰、徐凤，以及受到侮辱与损害的疯小兰、王月、王吉阳、宋佳等人，都处于内心的焦灼与道德的困境之中，在他们的经历与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乡村转型的艰难，以及精神上的巨大代价。
    在小说中，“土地流转”是刘杰夫尚未充分展开的下一个事业，这是他闯荡半生选择的最后归宿。村里人对他回来，也有种种议论，“你回来也不要紧，但你不能大兴土木，挖方塘盖活动板房修广场，把原来种苞米大豆的土地都载上了这种树那种树，把原来的道都改修取直，还安了路灯。你修方塘确实是便利了灌溉，可你改变了地气，土地是高一块还是低一块，是平的还是洼的，是自然生成的，自然的东西都有自个儿的精气，怎么能是你随便乱动的……安路灯确实照亮了上塘的夜晚，可是自古以来乡村的夜晚都是黑的，即使有了路灯，后半夜也是黑的，为什么？上塘的鬼魂要在黑夜里回家，这一宿到亮都明晃晃亮着的电灯阻挡了他们回家，他们怎么能不回来找事？”（5）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村民们最终也是倾向于“土地流转”的。“土地流转”虽然不是《后上塘书》中的重要情节，但已是上塘村实实在在的生活，牵扯到各方的利益。
    关仁山的《麦河》表现了当下乡村中国正在实行的土地流转政策，以及面对这个政策麦河两岸的鹦鹉村发生的人与事。小说中的主人公曹双羊的创业道路是艰辛的，他穷则思变，投靠官员子弟合开煤矿，又扳倒老板独占企业，实现了原始的资本积累。他创立“麦河道场”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挤垮多家同行，占领了方便面市场。曹双羊受到白立国的启发，发誓以后从善，回归土地，统一到村里流转土地，搞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对待签约，农民心态非常复杂，在城里打工的人愿意流转，也有些农民非常担忧。《麦河》正面描述了曹双羊创业的过程，涉及到了当代中国乡村的诸多深层次矛盾，让我们看到了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复杂社会现象。在资本介入当代中国乡村时，乡村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土地之间，传统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在慢慢解体，而新的矛盾与新的问题则不断涌现，这既是中国乡村的新现实，也关系到中国乡村的未来。
    陈应松的《夜深沉》涉及到当前农村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并以一种独特的角度讲述了出来：小说的主人公隗三户早年外出打工，在广东做生意并小有成就，在一场大病之后，他萌发了叶落归根的想法，但是当他回到家乡，向村支书、村长武大雨提出想要回承包地、批一块宅基地时，却遭到了拒绝，他为此四处奔波，费尽周折，终于也未能如愿，只好失望地踏上了回广东的路，然而走到村口时，却意外地被偷牛贼杀死了，他活着不能留在村中，但临死时，“他突然想，这下就可以死在家乡了”。小说通过隗三户回乡奔波的历程，向我们展现了他这一代打工者困窘的精神处境，他们尽管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但是无法融入当地城市（广东）的生活之中，也无法对之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但是当他们回到家乡，却同样无法找到归宿感，就像小说中写的，“自欺欺人的隗三户终于回来了，回来却如走在异乡，没有一点儿回家的感觉，家乡已没有了亲人，房子早卖掉，已经拆了。承包地早就退了。心茫然而虚空……”小说对隗三户无所归依的精神处境以及他为走出这一困境所做的努力与挣扎，做了精彩而细致的描述，但是在我看来，小说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并不在此，因为打工者类似的精神困境，在不少小说中已经有所表现了。我以为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对隗三户无法回乡的原因的探讨，即在他离乡的这一段时间，农村的土地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得武大雨不可能再批给他承包地与宅基地。这种变化就是小说中所写到的“土地流转”，“十年前一大批在外打工做生意的人都失了地，跟他一起出来的，基本都不要了。那时的地是个吃人的老虎，张着血盆大口，一亩竟要四百多的税赋，送给人家代种人家也不要。那时也没有这么高产的杂交稻，这么高产的油菜。稻谷也便宜，根本卖不出钱来，刨去种子、化肥、农药七的八的成本，根本赚不到钱，还倒贴，隗三户的田一年就要交近五千块，只好抛荒。钱村里还是得找他们收，抛荒了也收，你名下的地么。听说乡里的干部腊月二十八还在村里，不交的一绳子捆到镇里去，让你过不了年。有钱的交钱，无钱的揭瓦牵猪。杀了猪的，收猪肉。村里就说，交钱呀，不交我工资都拿不到。这样，你不找我要钱，我不找你要田。好呀，你说的。行。村里贷款交。村里就把田收回了。至于收回后是怎么变成大驴的猪圈，他这就搞不明白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流转”的一个轨迹：外出打工者抛荒——村里收回——土地流转到村干部私人手中。于是村干部武大雨（绰号“大驴”）便成了“土地流转”的最大受益者，他事实上成为了村中土地使用权的最大拥有者，并且以规模经营的方式“养猪”，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成为了村中最大的“地主”与“资本家”，虽然村里的土地名义上仍属于“集体所有”，但并不影响他对土地的支配权。在这种情形下，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他自然不会按照1980年代“包产到户”的惯例，将承包地再分给隗三户，而且土地作为一种他可以支配的资源，甚至可以成为他交换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筹码，“胡妖儿……要跟大驴争村长的，大驴发动族人要她别争，条件就是收回外人承包的这片河滩，给她承包种树搞农家乐，这事儿就这么搞掂了。”在这里，所谓“承包”已经成为了一种利益交换的手段，而这一权力则掌握在村干部的手中。这可以说是我国农村土地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尽管这一变化的后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但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我国农村势必会发生激烈的贫富分化与阶层分化：少数掌握权力与资本的人掌握了“土地”这一农村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控制着农村中的政治与经济局势，成为集地主与资本家于一身的土地的“新主人”，而更多的人则将失去土地，只能沦为雇工或佣工，“自由得一无所有”。如果真的发展到了这样，那么20世纪中国在“土地革命”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土地改革”、“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将化为乌有，中国农村将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状态，而且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更加恶劣化：现代农村已失去了传统社会“互助”的思想与组织，将来的中国农村不是回到传统的“治乱”模式，就是会发展到现代阶级社会的剧烈斗争，这对于现在土地只能起到社会保障作用的中国农村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具体到小说中，由于隗三户在广州已成为小老板，他无法回到故乡的痛苦还只是精神性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大多数的打工者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故乡的土地至少还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立足之地，如果连这样的土地也失去了，他们就只能进退失据、走投无路了，而这对于中国来说，将有可能酿成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小说中所写到的“土地流转”虽然还只是个苗头，但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与注意。
    “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农村中土地关系已发生了不少新情况（包括撂荒、“土地流转”，以及新的“合作化”等），但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却很少涉及到，孙慧芬、陈应松、关仁山敏锐地捕捉到了当前农村土地关系的最新变化，并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三、“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的未来
    高建群的《大平原》，为我们描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祖父一代的逃荒经历，父亲一代的下放经历，以及“我”经历的乡村正在城市化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近百年的变迁，以及生活在“大平原”上那些人的苦难、辛酸与血泪。如果说祖父、父亲的命运仍然与传统乡村及其生活方式密切相连，那么“我”所面临的则是更加剧烈的变化，在“我”的面前，传统的乡村消失了，“家”也消失了，在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不再是树木与庄稼，而是一片片楼房。
    在土地被征用了以后，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生身热土，被安置到了这里。按照政策，被解决了城镇户口，从而成为西京城的市民。而过去的村民小组，也成了街道委员会，镇政府则变成了办事处。但是，当握着这蓝皮户口本的时候，大家觉得，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对自己的以后，多出了许多忧虑……安置小区的一部分人，拿出自己得来的那为数有限的钱，开始瞎折腾，做点小本生意，买辆出租车，在街区开个洗脚房，等等。而大部分人，茫然无措，不知自己干什么才好。他们的孩子，这些脱离土地的青年们，一部分在第四街区办技校里经过速成班培训，成为区内企业中一些做简单技术的蓝领。而另外一部分孩子，穿起制服、皮鞋，做了这些企业的门卫、保安……也许，要真正成为西京城里的一个市民，要真正进入和融入西京城的主流社会，那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6）
    在《大平原》中，我们看到传统的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命运，在城镇化之后，村民转变身份，成为了市民，但是离开熟悉的乡土生活之后，他们还不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这可以说是城镇化之后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这也将是中国乡村在此后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虽然在20世纪中国乡村经历了各种变革的激荡，但是“乡村”作为中国最基本的单位却始终未变，而今天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必将对中国乡村及中国文化的生态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中国乡村前所未有的变化，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虽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乡村”、“中国”都将会呈现出与我们经验中不同的样貌，这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当然不只是“城镇化”之后会面临新的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会遇到新的问题，我们以乔叶的《盖楼记》和郑局廷的小说《上楼》为例来看。
    小说《盖楼记》中的张庄和乔庄，被规划为焦作市高新区的组成部分。这对张庄和乔庄的村民而言，虽然会从此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但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脱贫机遇。他们可以趁着房屋尚未被拆、土地尚未被征之前，抢建抢盖，以此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偿。小说围绕着“盖楼”，开始了一系列故事的讲述。小说中的“我”，靠着多年的努力和奋斗，终于从焦作乡下调入省城郑州工作，成了这座城市中的体面人，渐渐与农村失去联系。某天，乡下姐姐一个关于“咱姨高血压犯了”的电话，将我拉回曾经生活了20多年的老家，并卷入了一场因拆迁而引发的盖楼事件当中。原来，“我”三姨妈之所以犯高血压，是为盖房子。从城里退休回到乡下的她，听说要拆迁，就自顾自地挑头盖起了房子。用“我”姐姐的话说，“这一盖，上头一拆，钱一到手，多好。”没想到，三姨妈刚一有动静，村支书就带人过来把匠人们的工具没收了。姨妈跳脚跟支书吵了一架，便犯了高血压。“我”为了替姨妈打抱不平，在姐姐的撺掇下，决定帮她们盖楼。最主要的阻力当然来自村支书王永，他为人正直厚道，坚持原则。但直接阻力来自王永的弟弟王强，这个有些狡诈的支书弟弟，很想盖楼却迫于他哥哥的压力不敢带头。为了“拿下”王强，让他成为同一条战壕里的兄弟，“我”、“我”姐姐和姐夫、三姨妈、退休教师赵老师夫妇等人，又是借钱，又是请客，费尽周折地拉拢王强。最后，在大家的共同斡旋下，终于抢在政府拆迁之前把楼给盖起来了。
    《盖楼记》细致地呈现了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细节和复杂微妙的农民心理。逼近生活真相，呈现出了内在的生活逻辑，同时表现出了作者的困惑与矛盾；叙述简练、自然。但作品也有值得思考之处：“我”与底层乃至自己亲人的关系，是高高在上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其中很多描述虽然真实但又很残酷，甚至对自己姐姐、姐夫，也有某种程度上的“歧视”。作品中“我”的“介入”只是为了个人或家族的“私利”，而并非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去谋求公共利益，甚至当“私利”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很鲜明地站在前者一边。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我”出谋划策、合纵连横，去对付一个不谋私利的村支书，在这里，“我”反而成了“公义”的破坏者。以上的问题涉及到作家与叙述者“我”的关系，也涉及到非虚构与“小说”的关系。“我”的“介入”调动了个人的社会资源，是在承认潜规则的前提下，最大可能谋取私人利益（为自己的姐姐增加了6万元赔偿）；“我”的写作是一种“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的表达只是表达了谋取私人利益的过程，之间存在着的矛盾与分裂。但无论如何，小说细腻而真实地呈现出了“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心态及他们的生存技巧，虽然他们无法改变拆迁的进程，但也以他们的方式参与了“博弈”，这部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城镇化”中复杂而真切的现实场景。
    郑局廷的《上楼》写的就是当今农村中出现的“上楼”，所谓上楼，是对农村城镇化、农民改变身份成为城镇居民的一种形象化描述，即农民在出让耕地之后，搬入楼房，开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小说《上楼》以夏家坮村民拆迁为线索，“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及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工业项目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城郊周边倏地冒了出来，把工业园挤得满满当当，惟有夏家坮自成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都市里的村庄’”。办事处主任曹军祥出于热心，为孤岛夏家坮引来一个大项目，98户农民签订了搬迁“上楼”协议，项目落地后，村子的发展、农民的收益，无疑都能有较大的提高。然而，拆迁工作遇到了未曾预料的问题。养猪大户夏继承因不满拆迁赔偿，两次上访，给曹军祥造成了极大压力，拆迁迟迟不能展开。夏继承要求拆迁补偿的金额与投资评估公司评估的赔偿金额相差100万。夏继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暗中联络村民，建立攻守同盟，答应将未来得到的赔偿款分给他们，使拆迁阻力倍增。最终，曹军祥将自己应得的100万奖金充当了村民的拆迁补偿款，及时化解了一起群体暴力事件。《上楼》从基层干部的视角写了“上楼”过程中各方博弈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城镇化复杂进程的另一面。
    以上，我们从“人与土地情感的巨大变化”、“土地流转”中的乡村故事、“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的未来三个方面分析了当代中国人与土地关系的巨大变化，这是正在展开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故事”在新时代的延续，我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中国人的新经验，以及中国人的“心灵史”，我们期待能有更多作家，为我们描述出中国和中国乡村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也期待中国和中国乡村在未来的历史中可以稳步前进，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同时凤凰涅槃，再造一个崭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