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因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文学内部的深层异动，面临着接续不断的严重冲击，遇到前所少有的巨大挑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种情形描述为：一个相对滞后的批评，在面对一个不断更变的文学；一个相对萎缩的批评，在应对一个不断放大的文坛。但事实上，文学批评家们并没有为之气馁，文学批评也没有止步不前，仍然在审时度势中不断调整，依然在左冲右突中奋勉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对于文艺批评的评估与批评、要求与期望，既给批评家们极大的震撼，也给文学批评以极大的激励。文学批评界在学习讲话和领会精神中，反观批评的现状、反思批评的问题，使得批评的自省与自审，成为振兴文艺批评的内在动力，文学批评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新的面貌，体现出新的进取。
    新作评介与年度综述体现的现场感
    文学批评有许多方面，有很多任务，但最为重要的，是对当下创作的最新成果及时地予以品评，对一个时期的创作情形进行概要地梳理，使作家悉心创作的文学新作、一个时期的创作概貌，经由批评的回应与概括，使人们看到当下作家创作的最新收获，近期文学创作的最新动向。这也使得批评在与创作相随相伴行进的同时，强化了介入性，增进了现场感。
    长篇小说因为篇幅较大、分量较重，一向为文坛内外所广泛关注，而对年度长篇小说新作的跟踪评介，也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重点。2014年到2015年间，一些小说名家先后推出自己的长篇新作，其中一些作品在乡土中国的变迁、乡土伦理的嬗变方面，既突破了作家以往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乡土文学的写作，如贾平凹的《老生》、关仁山的《日头》、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孙惠芬的《后上塘书》、迟子建的《群山之巅》等。在这些作品甫一发表，便有李星、陈晓明、谢有顺、雷达、胡平、范咏戈、汪政、周景雷、潘凯雄、孟繁华等人评论上述作品的文章跟随而来，以自己的阅读感受对这些名家新作给予了精到的解读。这一时期，那些直面当下都市现实，书写人们的精神困惑与情感疲惫的作品，批评家们也都一一看在眼里，并用不同视角的阅读体会给出了自己的批评解说。如雷达、陈福民等人评论阎真的《活着之上》，孟繁华、陈晓明、岳雯、牛玉秋等人评论王跃文的《爱历元年》，孙郁等人评论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彭敏等人评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
    文学批评的要义是发现好作品，有些作者声名并不显赫，但作品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也会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并得到相对充分的肯定。2015年间，陕西的陈彦写作了长篇小说《装台》，作品在小人物的写作上卓见新意，先后有多篇评论予以推介，如李敬泽、雷达、李星等人的文章。《装台》甫一出版，便广受关注，这种集束式的评论推介显然起到了作用。
    2015年8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之后，有关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与作品的评论，在一个时期形成热点。这里既有评论具体作家作品的，也有从茅奖获奖作品来观察长篇小说发展的。获奖作品何以成为精品，获奖作家何以形成独特风格，在这里都有细切的阅读与精到的评说。2012年到2016年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荣获雨果文学奖，曹文轩荣获安徒生文学奖，其间都有为数不少的评论文章及时跟进，评说作家获奖的根据与缘由，论述作家创作的成就与特色。这些评论，以对获奖作家与作品的细致阅读与集束论评，使文学批评起到了解读文学精品，引导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
    因为各类创作的数量越来越多，作品的发表、出版与一定的年度相关，年度文学创作的宏观考察与整体综评，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方面，小型的年度报告，有中国作协创研部撰著的《年度中国文学发展状况》。这个从2012年做起的文学发展报告，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活动三个大的方面，对年度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活动等，进行了钩玄提要式的描述，带有年度文学大事纪要的特点。大型的年度文学报告，有白烨主持的课题组撰著的《年度文情报告》（也称《文学蓝皮书》），这个起始于2003年的文情报告，分10个专题，从各类创作到理论批评，从文学声音到文坛资讯，都有较为全面的记述与概要的反映。因注重资讯的以点带面，综述的宏微相间，具有年度文学总盘点的性质。除去这两份出自团队作者的年度文学报告，出自个人之手的年度文学创作综述，也逐步增多，蔚为大观。
    现象捕捉与倾向评析中的问题意识
    这些年来，在一些作家作品的论评中，一些批评家力求透过现象看内在，循着倾向找问题，使得他们的评论文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定的问题意识，其所论问题也给人们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如贺绍俊先后发表的《以文学介入中国经验的阐释》等文章，在论述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时，着重从“中国经验“的角度，发现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思想价值，使得作者自觉不自觉地隐藏在长篇小说中的思想追求，既得到了一定的阐发，又得到了鲜明的张扬。如洪治钢的《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倾向》，从创作中人们习焉不察的作家的自我重复与相互袭仿，揭示出优秀作品所以稀少的原因，是由于作家精神的懒惰化和写作的惯性化导致的“同质化”。既解析了作品“同质化”的内在原因，又提出了“主体意识自觉”的有益建言。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之后，一些评论家就长篇小说现象进行的思考，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如杨杨的《长篇小说之“长”》，针对有一些长篇小说字数越写越多，篇幅越拉越长，指出长篇创作事实上存在的“马拉松式”写作倾向。这些作品虽然越来越长，但却“并没有带来文学的惊喜，而是恐惧和担忧”。由此，他认为，“文学写作变得长篇化、巨量化”，“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学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同样是着眼于长篇小说创作，汪政的《长篇小说的轻与重》，从一些“70后”作家的小故事结构、小规模叙事入手，谈到“轻质小说的创作”，已成为长篇创作的主要取向。他经由一些作品文本的具体分析，指出：“一种新的轻质小说美学已经形成”。这也向人们表明，长篇小说创作的多样化，已是一个基本的定势。这些文章从现象出发，由作品立足，而从中捕捉到的问题，论析到的因由，却关乎到总体的长篇小说创作乃至整体的文学创作，很令人深长思之。
    在近年来的文学批评中，在观现象、察倾向方面做得较为出色也较有影响的，是批评家雷达。雷达依凭着厚实的理论功底与敏锐的审美触觉，常能在纷纭的事象中发现现象，在氤氲的现象中捕捉倾向，文章所谈话题既契合着现实的创作实际，又触摸着切实的文学时弊。他近年来在《文艺报》开辟的“雷达观潮”专栏，就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批评特点。这个专栏从去年到今年，连续推出多篇话题性文章，如《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文学与社会新闻的“纠缠”及开解》《反思阅读方式的巨变》《面对文体与思潮的漫泛》《慢说“非虚构”》《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关于文学批评的几条标准》等等。这些文章所抓取的现象，所触及的问题，从文学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到创作的矛盾、阅读的异动、批评的难题，都是当下文学中切实存在而又未能引起重视的。经由他如此这般的给予描述和加以评析之后，现象凸显了、问题严峻了，而他渗透在其中的评说与见解，也总能给人一定的新的启迪，或引发人们的再度思考。
    文学批评家中，另一位具有较强问题意识的是孟繁华。他在2012年间曾以一篇《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触及到时下较为敏感的乡土写作传统与“50后”的写作状况的评估问题。他认为当下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那就是：传统的乡土文明日益为全新的都市文明所替代，代表了乡土写作传统和旧的文学意识形态的“50后”，应该让位给对这个时代的表征与精神做出有力表达的“60后”、“70后”。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论断，因为稍显简单一度引起不小的争议。在综述2015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情形时，他以《无处不在的情义危机》为题，以他读到的小说不约而同地“缺情少意”，得出了“这种没有约定的情感倾向的同一性，不仅是小说中情义危机，而且也昭示了当下小说创作在整体倾向上的危机”的结论。这些论断因为以极而言之的方式表述出来，常常会引起一定的争议，但它实际上以自己的方式揭示着一种真相。而引起争论本身，也引发了更多的人们关注倾向，探讨问题，对于引申人们的思考，活跃批评的气氛也都大有裨益。
    网络文学相关问题的研探渐趋深入
    网络文学的研究是随着网络文学的市场拓展与写作进展逐步展开和推进的。一开始，关注与热议网络文学的主要是来自传统文学领域的研究者与评论家。既有的文学观念使得他们的看法不免带有以传统的眼光打量网络文学的明显特点。后来，随着一些研究者对于网络文学作家创作的持续跟踪与文本阅读，一些出自传统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逐渐在网络文学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果，并在网络文学批评上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从目前初步形成的格局看，当前的网络文学研究已大致形成五个重镇，并分别以中国作协“中国作家网”、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南大学文学院、杭州师大动漫学院、山东师大文学院为团队代表，他们各自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业已形成各有侧重的研究特点。而在网络文学研究刊物方面，创办较早影响也较大的，先后有广东作协主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不定期的《网络文学评论》，浙江作家协会、浙江网络作家协会主办的《华语网络文学研究》（不定期，已出1、2期）。2016年9月，广东作协经有关方面审核批准获取了《网络文学评论》的正式刊号，使得此刊成为国内第一种网络文学评论的纸质传媒。
    在网络文学研究中，一些研讨会起到了沟通信息、交流意见和推进研究的重要作用。如2014年6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与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举办的“网络文学再认识”的研讨会。2014年7月，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席会议、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光明日报社文艺部共同举办的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尤其是在2015年9月、2016年9月，分别于上海、广州举办的首届和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网络文学的写作者与研究者，经营者与管理者等各个方面的人士齐聚一堂，跨界交流、相互沟通，在网络文学的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取得了丰富的收获。
    在网络文学研究中，谈论较多的是网络文学的特性问题，马季认为，网络文学具有文学性与商业性的双重身份。20世纪末以来，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信息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而且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新世纪文学的空前变化，从表面看似乎源自网络文学的蓬勃兴起，本质上却是信息革命引发的文化价值系统的转型和重组。邵燕君从媒介新变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她认为，严格来说，网络文学并不是指一切在网络发表的文学，而是在网络中生产的文学。在“网络性”的生产过程中，粉丝的欲望占据最核心的位置。网络文学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对象，更是文化研究的对象。追踪网络文学的潮流新变，可以触摸到国民的精神脉搏和心理趋向。要建设具有价值观引导性的主流文学，也需要从研究网络文学的快感机制入手，摸索寓教于乐的新途径。
    2015年间，网络文学研究的话题又有新的拓展，如邵燕君的《媒介融合时代的“孵化器”——多重博弈下中国网络文学的新位置与新使命》探讨网络文学在各种压力下保持“自主力量”的可能性。黄发有的《网络文学的本土文学传统》则在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主导性影响下，探求网络文学与本土文化建立内在关系的可能性。马季的《网络文学的三个变量》从受众层面、审美层面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观察了网络文学以特有的语言消解文学的倾向与问题。而千幻冰云的《IP对网络文学发展的影响》、夏烈的《从中国故事到中国IP——网络文学的新境界和新使命》聚焦于当下最为热门的IP概念，由知识产权的新角度探讨IP对于网络文学的全面推进。显而易见，网络文学的研究与评论，较之过去，数量上有较大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升。
    批评的现状反思与问题自省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文艺观念的趋于多元，文学创作的日益多样，文艺批评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自身也需要随着新的文艺时代适时新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既对文艺批评的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对文艺批评的现状提出了一些严厉的批评。这些有关文艺批评的意见与精神，进而促使文艺批评界对于文艺批评现状进行自我检省与自我批评。
    谈到文艺批评如何改变当下的现状，一些论者首先提到要真正回到文学现场，密切联系创作实际。钱小芊在《结合文学创作展开文学批评》的文章中，以博鳌文学论坛为例，论说了关注中国经验、介入文学现场开展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与重要性。他指出，文学评论应在借鉴吸纳人类丰富经验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中国经验、中国传统、中国现实。面对我国文学创作生产活跃、内容形式丰富、风格手法多样的新现实，文学批评应该“及物”、“中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评论家也要走出书斋深入生活，面对中国当代变革中的新鲜经验，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从中国文学发展实际出发，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的评判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说真话、讲道理，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
    文学批评的自省，涉及到文艺批评领域的方方面面。首先的一个问题，依然是对于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把脉与诊断。因为角度不同，对于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大致都指向着批评的错位、批评的失衡、批评的不及物等现象。雷达在《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一文里指出批评的矛盾与尴尬在于一方面“过剩”，一方面又“不足”。黄力之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文艺批评的弊病，他在《文学批评主体性的阙如与滥用》一文中指出现在文艺批评的问题，一方面是批评者主体性阙如，另一方面是滥用主体性。
    文艺批评要有批评精神，是文艺批评现状反思中的另外一个焦点。朱辉军在《文艺评论要有批评的锋芒》的文章中指出，人们不满于文艺批评的，主要是批评缺乏批评的锋芒，不能对文艺作品、文艺思潮、文艺现象等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给人以茅塞顿开的启迪。因此，改进文艺评论，首要的就是应恢复其批评的锋芒，重建其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曾庆瑞在《好的文艺批评也是剜掉文艺烂苹果的正义之剑》的文章里发表了相近的看法。他认为，有些号称“文艺家”的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沾满铜臭气……治理这种乱象，和威力无比强大的“法治”一样，文艺批评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在对文艺批评进行自省的同时，一些批评家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就文艺批评需要予以特别重视和着力加强的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与建言。如庞井君在《文艺评论工作急需加强顶层设计和工作布局》里提出，推动文艺评论繁荣发展既需要从战略上做好“顶层设计”，又需要从理论、组织、阵地、人才等各方面扎实推进工作。刘川鄂在《文学批评的文体与批评的有效性》一文里提出重塑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增强文学批评的权威性；通过各种综合性的工作，提高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李云雷在《文艺需要争鸣》的文章里，提出需要开展文艺争鸣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面临着重大机遇，也面临着诸多问题，要以文艺争鸣的方式表达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进行平等的学术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为当代文艺发展提供不同的可能性。樊星在《良好的批评氛围需要各方共建》的文章里提出文艺批评需要建立良好的氛围，这既需要作家养成豁达的胸襟、评论界远离不正之风，也需要有关管理部门吸取前车之鉴，以宽容的胸怀营造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杨庆祥在《文学批评的文化责任》一文里提出抛开西方强加于我们的自我认知，找到新的方法论，建构具有中国视野或者中国立场的文学批评。刘大先也在《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中提出，要重提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这一方面是要接续中国文学批评主体性历史建构的“未完成的规划”，另一方面则是走出文学批评的封闭圈，让文学回到生活之中与现实发生互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指向了一种瞻望中国文学批评未来前景的企图。如许角度不同又自有见地的意见体现了批评家自我反省的多维与多向，也表明了文艺批评需要从多个方面予以改进与加强。
    批评建设中的新刊创办与新人崛起
    作为文学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翼，文学批评既需要即时性的活跃，又需要持续性的发展。而这种“活跃”与“发展”就必然涉及到批评刊物的建设与批评新人的培育。而在这两个重要方面，这些年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取与可喜的成绩。
    在文学批评刊物方面，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创办的《文艺报》《文学评论》等，还是新时期之后诞生的《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当代文坛》《南方文坛》《上海文化》《名作欣赏》《扬子江评论》等，在不同文学时期都以坚定的持守、明亮的声音为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这些年，这些批评刊物均把当代文学现象观察、重要作家作品评论、新人新作推介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共同铸就了当代文学批评多样的园地与坚强的阵地，给文学批评提供了表现的舞台与交流的平台。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2015年间，《中国文学批评》与《中国文艺评论》的相继创刊。《中国文学批评》季刊由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主办。该刊以理论探讨和文学批评两大方面为主，在文学批评方面，在当代作品的评论之外，还开辟了“当代作家评论小辑”，相继推出“关仁山评论小辑”、“王安忆评论小辑”，对于重要作家结合新的创作进行系统观照与深入解读。近期该刊还围绕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涉及的文学史观，组织专栏文章进行研讨，体现出在文学史观的反思上激浊扬清的鲜明倾向。《中国文艺评论》月刊，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该刊面对的领域涉及到艺术的方方面面，但不少话题都与文学有关，如话剧《白鹿原》的改编，网络时代的文艺批评等，都从文艺领域的宏观角度提供了有益于文学批评的重要资讯与丰富营养。在批评新刊的创办上，前些年还有山东的《百家评论》，今年湖北的《长江文艺评论》。这些都表明文学批评的期刊建设，一直是在持续发展、稳步前行的。
    文学批评因为需要综合性造诣与实践性积累，要求较高，难度较大，出新人也较难。这种情形，与文学创作新人层出不穷，从“30后”到“90后”七代人同台演出相比，文学批评的队伍显得有些势单力薄，后续力量明显不足。文学批评的这一显见的弱环与短板，在近几年因为重视批评队伍的建设和强化批评新人的培育，一批新人脱颖而出，加入了批评的合唱，较前有了一定的增强与明显的改善。
    在文学批评新人的培育上，重点大学的文学教育与研究生培养，中国作协与地方作协的青年批评家培训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促动作用，其中尤以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计划，《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专栏，用心用力最多，起的作用最大。这种不遗余力的扶持，加之批评新人自身的努力，批评新人在这些年有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目前，活跃于文坛的年轻批评家，既有出道较早的“75后”、“80后”群体的批评新秀，如黄平、金理、金赫楠、刘涛、刘大先、霍俊明、张定浩、黄德海、何同彬、傅逸尘、饶翔、周明全等人，又有近年涌现出来的岳雯、王敏、项静、陈思、徐刚、丛治辰、王鹏程、李振、马兵、方岩、杨辉、杨晓帆、刘芳坤、黄相宜等人。他们的批评表现出年轻一代特有的锐气与生气，关注新的创作形态与新的文学代际，新的文坛话题，逐步与比他们年长的批评家们拉开距离，并显示出他们自己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