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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研究成为“显学”，是晚近20余年的事。在此之前，张爱玲是何种人，恐怕专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也所知寥寥。张爱玲1952年夏出国以后，她的名字就随之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好在此后内地出版的一本书中还论及她的文学创作，那就是魏绍昌主编，1962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内部发行”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收录在此书中的范烟桥长文《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在评述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通俗文学时，以突出的篇幅介绍了张爱玲其人其文，认为她的作品有其“独特的风格，富于传奇性的题材和浓丽的笔调”，在当时“引起读者的惊异”。尽管只是“内部发行”，尽管把张爱玲归入“鸳鸯蝴蝶派”值得商榷，但这是内地近30年间唯一一次提到张爱玲，实在难能可贵。 1981年秋以后，张爱玲的名字终于在内地文学界得以重提。1985年8月，上海书店率先公开印行张爱玲中短篇小说集《传奇》影印本；1987年3月，该社又公开印行张爱玲散文集《流言》。两书均列入上海书店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前者影印时，护封封底的“复印说明”云：“《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本书是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收有1943—1945年间创作的小说16篇。据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1月增订本初版影印。”这是张爱玲作品在暌隔30多年后首次重新与内地读者见面，意义非同一般，再加上《遥寄张爱玲》（柯灵作）等文的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上一个重大的空白，由此开始逐渐得到了弥补。 读到《传奇》影印本后，我于1985年底写了《〈传奇〉版本杂谈》。次年2月，这篇小文刊于上海书店《古旧书讯》第40期。1986年秋，我在查阅周作人集外文的过程中，又偶然地在上海《亦报》上发现了已不为人知的张爱玲用“梁京”笔名发表的中篇小说《小艾》，为此撰写了《张爱玲创作中篇小说〈小艾〉的背景》，刊于金庸创办的香港《明报月刊》1987年元月号。由这一前一后两篇文章开启，我闯入了张爱玲研究领域，而这两篇文章同时也预示着我以后开展张爱玲研究的主要方向：张爱玲作品版本的考证和张爱玲集外文的发掘。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整整30年过去了。2015年是张爱玲逝世20周年，也是我从事张爱玲研究30周年。温故而知新，我有足够的理由为此编一部书，《张爱玲丛考》就这样诞生了。此书共分七个部分：一、张爱玲集外文、笔名发掘和考证。二、张爱玲部分作品版本考证和文本分析。三、张爱玲若干生平经历和文学活动考证。四、张爱玲书信、绘画作品等考证。五、我编选的数种张爱玲作品集序跋。六、张爱玲研究史考证和为他人研究张爱玲著作所作序文。七、我编选的张爱玲研究资料及我的张爱玲研究论集序跋。我历年所作关于张爱玲的各类长短文字，包括最近的新作，除了个别篇什，自以为有点意思的，均已汇集在《张爱玲丛考》中，并且重加校订，有的还加以必要的增补。 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会从那时至今一直致力于张爱玲研究，除了张爱玲作品本身的独特性、丰富性、前瞻性和复杂性，除了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外，港台和海外张爱玲研究的兴旺发达，对我也是一个不小的刺激。既然张爱玲的文学创作起步于上海，既然张爱玲最初的文学追求辉煌于上海，作为一个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我从事张爱玲研究，不让港台和海外学者专美于前，也就责无旁贷。 我一直主张，对一位作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其文献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不妨以我这些年发掘（包括参与发掘）的张爱玲集外文为例。我一共发掘了张爱玲中学时代习作《不幸的她》《牛》《霸王别姬》《〈若馨〉评》，书评《烟水愁城录》《无轨列车》《在黑暗中》，以及《论卡通画之前途》《牧羊者素描》《心愿》（最后两篇为英文习作）；前期和中期的文学创作《被窝》《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罗兰观感》《说〈毛毛雨〉》《炎樱衣谱》《天地人》《不变的腿》《〈太太万岁〉题记》《郁金香》《小艾》《海明威》《〈老人与海〉序》。这么多集外文的“出土”，难道不会对客观、全面而又公正地评价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有所裨益？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张学”而今已蔚为壮观矣，每年研究张爱玲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就相当可观。但张爱玲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建设至今仍有许多欠缺，若干生平的查考，创作手稿的释读，集外文的继续发掘，英文作品的搜寻，书信的整理，作品研究史的爬梳，等等，均有待“张学”研究者共同关注和推动。我以往的研究只不过为张爱玲研究文献保障体系添了几块砖，加了几片瓦，正如我在《〈张爱玲丛考〉前记》中所说，“《张爱玲丛考》既是对天才作家张爱玲的纪念，也是对我自己张爱玲研究历程的回顾，更是对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展望。”我自当继续努力。（陈子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