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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本朝前代词作的经典化。谭献讨论清词时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认为朱彝尊和陈维崧是清词发展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并特别指出：“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22)谭献是词学理论上具有卓越建树的批评家，他的看法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作为对康熙词坛的一个自然承接，雍乾时期，朱彝尊和陈维崧得到了充分的接受，这体现了创作层面对前代词家词作的经典化。而在批评层面上，雍乾以至晚清，清词批评的各种形式也都反复阐释、经典化着朱、陈的创作。即以选本而言，乾隆间蒋重光《昭代词选》选清词以陈维崧和朱彝尊分居第一、二名，姚阶等《国朝词雅》则将朱彝尊和陈维崧倒了过来，但也分居第一、二名。谭献《箧中词》虽然推崇纳兰性德、项鸿祚、蒋春霖三家词人之词，但对朱、陈两人颇为看重，选朱彝尊词18首、陈维崧词9首，亦居前列。清人词话中对朱、陈虽有批评指责，但整体情形却是以推举二人为清初词坛之冠冕者居多，陈廷焯甚至认为清词中能与宋代相媲美者也仅朱、陈两家，他早期推崇的词家五圣，朱、陈即居其中：“贺方回之韵致，周美成之法度，姜白石之清虚，朱竹垞之气骨，陈其年之博大，皆词坛中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者。”(23)陈廷焯后来对本朝经典词家的看法作了调整，推举张惠言、庄棫和谭献，对朱彝尊、陈维崧颇多微词，但却肯定朱彝尊在艳词创作上的贡献：“艳词有竹垞，真乃尽掩古人，独辟机杼。”(24)而于豪放之作中，陈廷焯最为欣赏陈维崧，《词则》选其词多达164首，认为“其年词魄力雄大，虎视千古，稼轩后一人而已”。(25)夏敬观则指出：“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26)至于其他批评形式，如点将录，朱祖谋《清词坛点将录》将朱、陈推尊为“词坛都头领二员”，其地位分别与《水浒传》中宋江、卢俊义相对应。由此可见，清人对朱、陈词作经典化建构的多元层面。 再次是清人的自我经典化意识。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有的批评家把自己的作品置入批评的系列中，从而体现出一种将自己经典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清代词人中较为普遍。况周颐曾将自己的作品与古人作比较，《蕙风词话》卷2云：“余旧作《浣溪沙》云：‘莫向天涯轻小别，几回小别动经年。’比阅柴望《秋堂诗余》《满江红》云：‘别后三年重会面，人生几度三年别。’意与余词略同。为黯然者久之。”(27)况周颐这里的自矜，是要在历史的序列中，为自己寻找一席之地。清词选本中自我经典化的意识也很突出，选家大量选录己作，且多居首位、前列，或独立成卷，(28)这种对己作的大量选录，当然有藉此保存、传播作品的用意，但其中自我经典化的意识与思路却是相当自觉的。清代其他词学批评形式中也往往有此种情况，如王士禛评点彭孙遹《捣练子》(啼鸟歇)时说：“仆有‘绿杨城郭是扬州’之句，足相敌不？”(29)朱祖谋《清词坛点将录》则把自己放在“天罡星”的系列中。上述清人对一己作品的自我肯定并不是一种狂妄自大，他们自我肯定的作品，大多得到了并世词家的认同与后世的接受。当然，这种自我肯定、自我经典化也是对一己词作高度自信的体现。王国维曾经有这样的表述：“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30)王国维的例子可能比较特别，但也确实说明了清代词人往往具有高度的词学自信，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体现对清词创作成就的体认。(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