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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词的经典化(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 沙先一 张宏生 参加讨论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清词在词史发展上的复兴之说,已经得到学术界公认。但是,复兴的实质是什么,复兴意味着什么?
    清词复兴的实质是词人心灵能量的又一次总体爆发,严迪昌曾指出:“清词的‘中兴’,按其实质乃是词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发挥的一次复兴,是词重又获得生气活力的一次新繁荣。”⑧尤其是清初和晚清。清代初年,异族入主、家国破败,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对士阶层造成空前的心灵震撼,重重郁积的心灵能量需要宣泄发抒,于是“从来被人们视为‘小道末技’的词却正好在清廷统治集团尚未及关注之际应运而起……词在清初被广泛地充分地作为吟写心声的抒情诗之一体而日趋繁荣”,⑨由此奠定的词的抒情高度不仅上埒两宋,甚且犹有过之。而至晚清,外侮频仍深深震撼了词人的心灵,使他们的词作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感怆,词的抒情功能再次得到强化与复归。从词史发展进程来看,复兴的含义,无疑有发扬唐宋词传统的意思,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超越,是新的时代因素和美学因素的注入。
    首先是题材的扩大与延伸。一直以来,词被视为“小道”、“艳科”,题材被规定在对男女之情的描写上,并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长期延续下来,两宋即使有苏轼、辛弃疾等的开拓,扩大词的表现领域,但大多仍然严守诗词的边界与分际。到了清代,词的题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以往由诗歌等承担的题材,也多被清人纳入词中。其一,关心民瘼成为自觉意识。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写康熙十三年撤藩役起,征调民工之事,表达了战争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深重影响,其风格与表现手法都直承杜诗。胡成浚《玲珑四犯·壬戌六月悯旱》写嘉庆七年广及全国不少省份的大旱灾,体现对灾民的同情。其二,反映重大社会事件成为常态。自陈维崧提出选词“存经存史”的观念,周济又有“诗有史,词亦有史”之论,进一步予以深化,并且得到了创作界的积极呼应。尤其是到了晚清,不少词人自觉地用词来反映历史事件,如张景祁《曲江秋·马江秋感》表现中法马江之战,朱祖谋《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表现割让香港之事,文廷式《忆旧游·秋雁,庚子八月作》写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皆堪称词史。其三,呈现时代精神,表达忧患意识更为深广。宋词虽不乏忧患意识的抒写,但多关乎自我。清词则多有开拓深化,尤其是晚清,面对内忧外患的巨大变局,士人知识分子在词中表达了浓厚的忧患意识,体现出深刻的思想锋芒。如黄遵宪、潘飞声先后写下的两首题咏罗浮的《双双燕》(罗浮睡了),以其对于“睡”、“醒”之间的思考,体现知识分子面对国家衰微的忧虑,以及奋发图强的自信,使其汇入当时立志救亡的大合唱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四,咏物题材更为开阔。词中的咏物之作,南宋已空前繁荣,不过就其总体趋势而论,仍有很大的局限,所反映的生活不够丰富,涉及面不够广泛,这些在清代都有了新的变化。朱彝尊《茶烟阁体物集》所歌咏的对象,多有新异之物,体现了新的创作追求与审美情趣。更为独特的是进入近代之后,词坛将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事物及时摄入作品,如王以敏《长亭怨慢·铁路》、邓鸿荃《沁园春·留音机器》等,体现了对“诗界革命”的呼应。至于对日常生活的细微表现,谈诗论艺的自觉追求⑩等等,不胜枚举,真正是无事、无意不可入词了。
    其次是创作手法与技巧的变化。作为有创造力的清代词人,处于唐宋词影响的焦虑下,以复古求新变,对于唐宋词所创造的境界,或加以深化,或转换角度,翻新出奇,体现出一种建立在学习之上又有所超越的自觉。如朱彝尊《卖花声》(衰柳白门湾)一词,谭献称其:“声可裂竹。”(11)金陵是历代咏史怀古的热门题材,以词而言,较著者有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和萨都剌《满江红》(六代繁华),两位词人构思与创作时,胸中各有一部六朝的兴亡史,因此,描摹景物,皆用虚笔,重在抒发主观感受。朱氏此作则是实写登临之事,景物皆即目所见,而怀古伤时之意,自然蕴于其中。不仅如此,实写之中,又有虚写,虚实互相生发,更觉摇曳有致。比起王安石、萨都剌之作,朱词气局较小,但真切具体,确有过之。而纳兰性德以血泪抒写的悼亡之词,如《沁园春》(瞬息浮生)、《金缕曲》(此恨何时已)等,情感真挚,溢自肺腑,不让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专美于前。东坡写梦中相见情境,纳兰则写醒时场景,更觉真情郁勃。清人的创新不仅表现在构思和情韵上,在结构上也挑战前人。史达祖的《双双燕》是宋代咏物名篇,刻画春燕情态,暗含思妇意致,颇为工巧。顾贞观作有《双双燕·本意,用史梅溪韵》,虽用原韵,但人、燕合写,以人为主,从独自相思,写到燕归人滞,又复回忆旧日情事,悬想春燕来归的情境。句句咏燕,句句传情,旧调新唱,富有创新变化。顾贞观“以词代书”的两首《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我亦飘零久),陈廷焯认为:“虽非正声,亦千秋绝调。”(12)虽然不是“正声”,但陈氏也肯定它为“千秋绝调”,实际上,这个“非正声”,正是清词的贡献之一。清词复兴的过程中,作家们为了表现出特定的时代和个人特色,就是在这样与传统路数不同的地方,发挥了不少心思才力,构成了清词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再次是词境的提升。清代词人非常注重境界的提升,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比较独特的一点是从缘情到形而上。唐宋词基本循着“缘情”的道路发展,尽管有苏轼、辛弃疾等的不断开疆拓土,大致趋势仍变化不大。至于表现哲理,似乎离词体较远,因此,两宋时期罕见佳篇。(13)清代词学的一大贡献是尊体,其重要途径是向诗学靠拢,旨在打破诗词畛域,指出向上一路。尤其是常州词学,其开创者张惠言以词言理,如《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运用传统的主题,表达对人生的体悟,形象之中含有哲理,以此开示后学,在词史上也是一种创造。正如缪钺所评:“这五首《水调歌头》词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不仅是表达其赏春惜春之情,而是通过这些透露出其百感交集的复杂而深沉的情思,遂增加了词的深度与广度。词中有慷慨悲歌的激昂之情,也有萧闲澹泊的夷旷之趣;有悔不十年读书以著述自见的努力之志,又有因为想到千古斯须而轻视名山事业之心。”(14)将性情与学问、胸襟与哲理相融合,既真挚婉密,又高远深邃。王国维注意到了清词的这一走向,进一步将词境深化,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作为对于中西哲学都有深入研究的著名学人,他将哲理的内涵引进词中,创作了不少具有形上内涵的词。词中的意象多是寒霜秋风、残霞落花、鹤唳乌啼,充满了生死无常、人间无凭的伤感,弥漫着一种人生拷问的哲学意味,从而体现了对唐宋词的某种超越。(15)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清词在题材、表现手法以及深层意蕴等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意识,体现出宏大的格局与高妙幽微的艺术境界。(16)只有到了清代,词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成为全方位表情达意的文学样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越又是在一种自觉的理论创新中完成的。陈维崧《今词苑序》云:“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17)意在强调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有变创的精神。可见,清代词家虽以唐宋为典范,但又自觉地认识到,不应盲目追随唐宋,而应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经典。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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