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战争的耻辱战败，是中国人心中抹之不去的历史伤痕。抗日战争，虽然中日荣辱再次易位，但至今仍是一个沉重话题。鉴古观今，只有继续百年中日冲突的历史反思，才能更清醒地对待现今和展望未来。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悲剧，“落后就要挨打”；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悲情深重，“反抗是对压迫最好的威慑”。 可是，回望历史，细节远比想象的复杂，我们唯有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思检讨，才能获得更冷静的理性，才能更好铭记血的教训与警示。 战争，绝不仅仅是战争 两次中日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最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中国、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辑录唐德刚、吴相湘、黎东方等史学大家重要文章的《从甲午到抗战：对日战争总检讨》一书，聚焦两次中日战争，在历史深处反思中国之得失。书的看点在于史学大家从不同侧面、细节，特别是采取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深入反思两次中日战争，相比之前的宏观检讨，内涵更加丰富、细腻。 关于甲午战争的检讨已经很多了，但杨元忠以一个“穿了40年海军制服”的界内人，仍在书中文章 《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中提出了两点“新见”：其一，战术层面，没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才能，采取了横队迎战日本纵队，不仅丧失了本已占据的有利位置，还使各舰不能真正发挥其火力，更不能形成火力的协同；其二，北洋舰队的指挥官，虽然要么与日本的指挥官是同学，要么也多次出国观摩，但细节差距却很大，而且直到二战期间，我国才带回英美海军官校的基本学术资料，由此推断出清末民初海外留学将帅“学艺不精”。 胡适先生将甲午战争的失败，总结为“李鸿章或者北洋舰队的失败导致整个国家的失败”。而将抗日战争的胜利，归为“中国进步所致”，并称民国前20年进行了“一个不流血的社会革命”。这对我们正确看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是个更深刻的视角。 抗日战争的胜利，“持久战”的战术功不可没，但“人民战”的战略才是首因，这也正是唐德刚在书中文章 《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中特别看重的，因为台儿庄大捷是集民国史上“杂牌军”之大成，他们亲如手足，同生共死，打出的辉煌惨烈的民族保卫战。 吴相湘在《从屈辱的马关条约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中，进一步阐释了“中国进步论”，一方面的表现是“知识与武力的结合”，知识分子投身为军人，军人入学取得知识，社会中知识分子与当政人士有了合作机制；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全民决心做最大牺牲持久抗战。甲午战争失败，尽管是中国的失败，但当时的共识更多集中在“朝廷的失败”上面；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全国各族人民逐步自然整合，形成了对“中国”的共同认同，这是“人民战”的根基，也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底座，故抗日战争的胜利，绝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 历史的镜子应该常照 两场战争，日本一胜一败，其实，日本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多看看镜子中的日本，进行扬弃，对我们也是有益无害的。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中国“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或许在于，中国是纯东方式的，而日本恰巧是“东方的民族国家，西式的封建社会”，中国还在争论、模仿之中，日本却已“青出于蓝”。甲午战争的大结局已定，剩下的只是细节问题了。同样，抗日战争也是如此，中国必胜，只是胜利的时间问题，因为当时的日本政体，类似于中古欧洲的“贵族政治”，本质上是落后的，而当时的中国，已具现代民主政体的雏形了。 在《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中，唐德刚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为什么能做到举国一致”，感叹“在日本民族性中，他们的‘团结行为’、‘合作行为’和‘爱国行为’，都是享誉世界的”。在分析日本民族“耻感文化”时，特别强调日本善于模仿学习，所有的“师夷长技”，几乎都不是基于正义的检讨，而是“以失败为耻”的报复心理。 重新审视中日关系，作为岛国的日本，不安全感、焦虑感，不愿意与外部世界割断联系的民族性格，几千年自始至终。中国的抗日史，有人说始于上古时候的“后羿射日”，但可考据的历史中，正是倭国一千多条船跟四万多人在白江口大战中败于唐将刘仁轨后，才改名日本。此后，中国面对的“倭祸”就没断过，明朝戚继光抗倭只是一个典型案例罢了，近现代史上的情形我们就更熟悉了。不幸的是，二战后喘过气来的日本，面临当下的“内困”，似有顽疾复发的症状，明明无理，却把自己标榜成国际法的捍卫者，追逐他们的“亚洲警察”梦。 诚如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言，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必然，即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某个理由，每个结果都有特定的原因。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却往往又惊人相似。直面今日的中日关系，回望历史的烟云，就是为了避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循环。两次中日战争只是两个点，背后牵连到政治、军事、文化、国民性等的宏观与微观，每一点检讨，都是历史与未来的对话。 尽管《从甲午到抗战》冠以了“总检讨”的副标题，但检讨应该永远在路上，历史的镜子应该常照。(叶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