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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观念，更使得清词的接受和经典化失去了相应的土壤与环境。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文言让位于白话，旧体让位于新体，即便是具有悠久传统且被充分经典化的诗文，在新体文学的迅猛态势下都退居次席，何论清词！在词学领域，传统词学更是受到现代词学观念的冲击与挑战。胡适发表于1926年的《词选自序》，把词的历史分为三个发展时期，认为第三个时期，“自清初至今日(1620-1900)，为模仿填词的时期”，“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85)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其观点对民国学界影响甚巨，当时的文学史对于清词或存而不论，或寥寥几笔，基本上持一种轻忽的态度。宋词的充分经典化与清人的理论批评、创作上的典范选择和模仿是分不开的，而清人对本朝的经典化建构总体上来说尚处于一种初始的状态。晚清以及民国，清词经典化建构意识有逐渐增强之势，这一时期的清词选本如《箧中词》、《广箧中词》、《词莂》、《清十一家词钞》等，都曾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着清词经典的建构，但很快受到新文学观念的挤压，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基本上处于沉埋状态。 实际上，清词“中兴”的理论意义，正是对“文以代胜”说的超越。钱仲联《全清词序》、《清词三百首·前言》曾对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并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清词对于唐宋词的超越之处。而在当下的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中，“文以代胜”说的影响还比较广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念作为一种文学史理论，即使它是正确的、进步的，但总有其适用的范围。如果检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观念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它的提出是有具体的历史语境的。从元代的虞集、罗宗信，明代的茅一相、王骥德、沈崇绥，到清代的焦循，直至王国维，大都是在论及元曲时提出这一观点的。借助于“文以代胜”之说，元曲得以从边缘进入中心，得到充分地经典化。但如果将这一观念过分地推衍，就会造成一定的片面性。董乃斌在讨论文学史范型的演进时，曾警惕地指出，“脱离中国古典文学的实际，把中国人对文学特质的传统看法搁置一边，以‘纯文学’和突出‘一代之胜’作为作家作品入史的标准，使大量有用的、应该注意的文学史料被舍弃，从而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文学史的丰富性……有些本不该被遗忘的，如明清诗歌，特别是号称‘中兴’的清词，也一刀割去，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和不妥。”(86) 再次，文学观念、学术思想对清词的冷漠态度，造成五四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对清词文献的整理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文学的经典化除了内在的审美质素外，还需要外部条件的积极参与。宋词之所以和唐诗一样成为经典，宋词研究之所以和唐诗研究一样成为古代文学中的显学，除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影响外，也和宋词文献得到近乎穷尽的整理密切相关。相对来说，清词文献的整理尚不够完备，一代总集《全清词》的编纂尚未最后完成，别集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得到整理出版，很难反映清词的整体状貌，影响了清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也给清词的经典化带来种种障碍。另外，学界对于清词经典化的进程与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也影响了清词的经典化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