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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理：大众语运动线索缕析 从“学理的系统性”上、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来探讨大众语运动，对当前的学界来说是个难点，但很值得关注。 就纯学理的层面来讲，关于大众语运动的“学理”至少有如下三个角度可以探讨：(1)“发生学”上的学理。大众语运动的前因后果、社会背景、发展历程、变异分化、生命周期、历史影响等等，把所有这些要素都纳入到一个“系统”之中，既要防止碎片化，又要确保严谨性。(2)“关系学”意义上的学理，围绕“大众语”为中心来探讨“文学”和“语言”的关系问题。(3)“语言学”上的学理，把大众语运动中的“大众语”以“语言学”律之，看看这个“大众语”究竟有多少“含金量”。在此，笔者打算详细分析(3)，简要分析(2)，简单提及(1)。 1.“语言学”上的学理 在大众语运动中，“大众语”只是人们论争中的一种“想象”，并非一个先验客体，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无法对“大众语”进行语言学意义上的“要素”分析。陈望道曾主张以“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为大众语的标准，胡适要他们“拿出货色来看”，乐嗣炳认为“《太白》就是货色”。但是，《太白》终究不是《切韵》。 从语言学史上来看，轰轰烈烈的“现代语文运动”中不乏其人欲效颦于“我辈数人，定则定矣”(13)，哪怕内含“学院式语言学家”的“数人会”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数人”也许能意见统一，大众语讨论者数十人数百人怎么统一意见?《切韵》也不是立刻就“拿出货色来看”，数十年后它被定为“官韵”时影响才大了起来，才逐渐有了一些“货色”。 在大众语讨论的过程中，那些“学院式语言学家”基本上都回避了，讨论主要靠“非专业人士”鼓吹、呐喊。赵元任收到陈望道的邀请，“赵元任没有参加会谈，来信也认为宣言不符合语文统一的要求”(14)，这其实就是委婉的否定。林语堂、刘半农等则被讨论者划为复古逆流。语言学家中，陈望道和乐嗣炳可能算是例外，对此，笔者给不出解释。陈望道在1938年还组织过“文法革新”讨论，当时也集中在上海，但两次讨论的参加者却少有交叉、鲜有合集(傅东华两次都参加了，但是，他的关于“文法”的观点基本上都被“文法革新”讨论所否定了)。比如说，方光焘、张世禄都是“文法”的活跃分子却不曾对“大众语”热心。乐嗣炳对“大众语”很热心，他在1935年以后基本上不再研究语言学了，自然不是“文法”的活跃分子。“国语运动”的旗手黎锦熙也反对“大众语”，认为这么个“新名词”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新内容”。 如果要一个成熟的语言学家去推广大众语，他至少要做如下几个方面：(1)编写韵书、词典，以期成为人们的语言规范。《切韵》如此，黎锦熙编写辞典亦如此。(2)在考察现有音系基础上列出声母、韵母、声调，数量有定，拼法规则。赵元任的“国罗”即如此。(3)列出常用词词表，给出词频，明确语法规则。民国时期，词表、词频的工作已经有人在做，语法学发展也很快。就语言规范而言，“立竿见影”的语言规划需要政治力量的推动。“群众自发”的大众语运动除了“空口白牙”的争论外，在“语言学”上并未开展具体的工作。 虽然大众语运动的语言学意义不大，历时短暂，影响也很小，但它对“现代汉语”的成长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经过大众语运动的锣鼓喧天，“白话”的某些缺陷被放大了；大众语运动空口白牙的吵吵闹闹，使得“白话”更有信心去进行自我改良了。 当时，文言、白话、大众语的关系比较复杂。陈望道说，“当时的复古思潮很厉害。汪懋祖在南京提倡文言复兴，反对白话文，吴研因起来反击汪的文言复古。消息传到上海，一天，乐嗣炳来看我，告诉我说：汪在那里反对白话文。我就对他说，我们要保白话文，如果从正面来保是保不住的，必须也来反对白话文，就是嫌白话还不够白。他们从右的方面反，我们从左的方面反，这是一种策略。只有我们也去攻白话文，这样他们自然就会来保白话文了。我们决定邀集一些人在一起商量商量。第一次集会的地点是当时的‘一品香’茶馆。应邀来的有胡愈之、夏丏尊、傅东华、叶绍钧、黎锦晖、马宗融、陈子展、曹聚仁、王人路、黎烈文(《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加上我和乐嗣炳共12人。会上，大家一致决定采用‘大众语’这个比白话还新的名称”(15)。陈望道的这个“说法”看似高明，实则为一些学者所不足信。如果要追寻这种说法“高明”的根据，大概因为瞿秋白曾批评五四白话已经蜕化成一种“新文言”(16)，陈望道不但要反对汪懋祖“提倡”的“文言”，还要反对汪懋祖“反对”的“新‘文言’”。事实上，在30年代文言复古的时候，胡适就认定白话文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文言的鼓吹手们必然很快就会偃旗息鼓。鲁迅参与了大众语讨论，但他同时也警惕某些人只是为了“把水搅浑”。 客观来说，“在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初期，白话文在文艺阵地上虽然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但是文言文历史长，根子扎得深，在社会上的广泛应用方面，一时还没有什么改变，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应用文上和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上……语法具有极大的稳固性，汉语在五四以前虽然已经接受了印欧语的影响，开始产生了一些新的语法格式，但是汉语语法在那时发生的变化终究是较小的，到了五四以后继续发展下来，才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17)。对于欧化句法问题，王力、鲁迅、茅盾等都比较开明，基本属于“洋为中用”的观点，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茅盾认为，“第一应该先来一番‘清洗’的功夫。要剔除‘滥调’，避免不必要的欧化句法和文言字眼……第二就要设法‘充实’现在的白话文”(18)。大众语可以改良五四白话，但终归要回到白话中去。对此，黎锦熙说：“‘大众语’这个名词，恕我浅陋得很，简直不知道它和‘国语’或‘白话’有甚么异同!”(19)高名凯也认为“大众语，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只是‘白话文’的大众化而已”(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