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除了吃人，还是有不绝如缕的温情与豪迈让人心动的，长风在《流氓与贵族--秦汉风流八十年》中写季布被刘邦通缉，在东躲西藏的岁月中被一些慷慨之士收留营救，最后季布被刘邦赦免后官至宫廷禁卫，当这位地位显赫的季大人想要报答别人的救命之恩时，一个主要的恩人却避而不见，长风在书中感叹"这样的人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牛人吧"。这些"牛人"却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完整的姓名，他们叫"周家"和"朱家"。在他人有急难时不顾安危慨然相助，在别人地位显赫后又不愿意受人之报，他们的心理大概和施饭给韩信的"漂母"是一样的：韩信对每天给他带饭的漂母许下诺言，将来一定会好好报答她老人家，但漂母却生气地扔下了这样一句话"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中国历史中的"周家"、"朱家"和"漂母"们是历史主线下最动人的音符，他们构成了血色历史中的一脉人文精粹，和正史的残忍与权谋相对，独立于时空的某个角落，让后来者惺惺相惜或者欷歔喟叹--虽然，这些"牛人"连完整的名字都没有。 
     长风的这本书，在爬梳史实和娓娓叙说之余，不变的仍旧是他的底层情节和平民史观，他本人也说并不认同黄仁宇、唐德刚的"大历史观"，在这样一本通俗历史读物中，长风依然保持了他的平民视角以及对历史作用的终极向往--以史为鉴，让人享有自由和尊严。于是，在书中可以时时的见到长风调侃"贵族"针砭"流氓"的如珠妙语，亦处处可见他平民意识的勃然喷发，这实在是一本生机勃勃的书，可是在我的眼中，长风所梳理出来的秦汉历史主线，却是一部中国人的心灵渐渐萎缩、热血渐渐冷却、真挚渐渐变质的人性退化史。 
     战国之前的思想家灿若繁星，及至战国争雄到秦国实现大一统，则实现了中国思想家自我堕落和被堕落的过程。儒墨道为那时的主要思想，可以说没有一种思想不是把"民"作为一个重要主体为贯穿的，其施政与执政的手段不管为何，其理想都是让民众富足，然后"仓禀足知礼仪"实现社会的理想道德化。也就是说不管是儒家的"仁"还是墨家的"兼爱"抑或道家的"无为"，都有着纯真朴实的民本理想：治理国家的目的，是为人民的福祉，而不是一家一姓的权力。 
     可惜"伟人"们不这么想，于是孔子如丧家之犬，墨侠也很快就消亡了……法家几乎是作为野心家的帮闲帮凶应运而生的。中国历史最可悲的地方就是总是不会缺乏优秀者，但优秀的东西总是逃不掉被逆淘汰的命运。赵政和李斯干掉了韩非，但保留了韩非的法治思想，事实上后来的"焚书坑儒"多少也是受到了法家的影响（法家有一民论的思想，即民众不能有太多的言论自由，必须统一到一个核心上来，即上层怎么说，大家就只能怎么做怎么想。书是文化多元的渊薮，知识分子最不安分，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书该烧儒该坑是受法家思想影响的）。法家的严峻和对君王权力的强调在战国争雄时绝对吃香，好比在乱七八糟的环境里做生意时一个人教你要讲商业道德要守法守规矩，而另一个人却教你如果不择手段先做大做强，你听谁的？ 
     至于刘项两位英雄的战争，我在很早以前曾写过一篇小文《两个混蛋的战争》，今天这个题目仍旧可以作为我对"英雄"的看法。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提醒我们，看历史要对历史抱一份"温情的敬意"，而且不要把我们自身的罪恶和弱点"诿卸于古人"，这是钱先生的大器量，而象我这样普通的读者，绝对不会在项羽杀降二十万时抱有温情的敬意，也不会在刘邦屠城及推下儿女不顾老父时将这一切诿卸于历史的必然。小人物自有小人物的史观，我看不到英雄人物思想的进步，更看不到他们如何的"风流"，我只看到烹杀！活埋！屠城！ 
     当贵族的项羽被流氓的刘邦取代，完成了流氓变贵族的嬗变，也开始了又一轮的"历史周期律"。两千多年后的延安，黄炎培问毛泽东如何走出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亡周期律，毛泽东意气风发的回答他，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跳出周期律的方法，那就是"民主"。回到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的那一刻，也有人曾提醒他要吸取暴秦灭亡的教训，但再也不会有人象孟子那样教导他"君为轻，民为重"，从赵政到刘邦，帝王们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民为邦本了，而是家国天下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后来的独尊儒术以及黄老政治不过是维系帝王权力的一种手段罢了。说起来很有趣，帝王极权统治有一个特点，皇帝越不管民众，民众过得越舒坦，怕就怕过于勤勉的皇帝。 
     对成功的理解，项刘二人各有千秋，不过项羽小器，其理想是衣锦还乡，他说如果穿上好衣服却在夜晚行走，别人都看不见，这有什么意思呢？难怪有人讽刺他"沐猴而冠"是个小丑。刘邦是不是就要大器一些呢？他做了皇帝后问他父亲，"现在我的家业与二哥比哪个多呀？"--《流氓与贵族》，一副暴发户的得意相！这就是"英雄"的气概。 
     人性，就这样被权力的贪嗜蚕食掉了，以至于鲁迅从历史中只读出"吃人"二字。好在"朱家"、"漂母"和那些没有留下名字却给人留下生机勃勃的印象的历史剪影们，他们的存在使中国历史不致使人完全绝望。可中国人对大人物有一种近乎变态的迷恋，对他们膜拜和臣服之余，一有机会就会吼一嗓子"大丈夫该当如此"、"吾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将欺凌自己的权力作为偶像和奋斗目标，毅然决然地向历史兴亡周期律走去，再不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