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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会有不止一种语言? 正像我在开头提到的那样,关于令人好奇的心智器官语言,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问题。一个是它究竟为什么会存在;第二是为什么会有不止一种的语言,事实上就是为什么会存在如此众多的状态和多样性,各种语言之间似乎“没有限制地,而且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而不同”,每种语言的研究因此必须以这样一种思路来进行:“没有任何关于一种语言必须是什么样子的事先存在的图式”。这是一个50年前惹人注目的理论语言学家马丁·朱斯在总结占统治地位的“鲍阿斯传统”(像他所合理地称呼的那样)时所做的理论陈述,他将之溯源到现代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弗兰斯·鲍阿斯的作品。作为美国结构语言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奠基性著作,塞林格·哈里斯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被称之为“方法论”,这是因为关于语言,它除了关于将无限差异的各种语言数据削减为有组织的形式之外,似乎没有说什么东西。欧洲结构主义也是一样。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关于音系分析的经典导论在概念上与此相似。简而言之,结构主义研究几乎把焦点完全放在了音系和形态的研究上,尽管在这些领域语言之间看来确实不同,不仅范围广,而且形式复杂,这是一个具有更广泛兴趣的问题,我后面还会回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来。 在普通生物学领域,其主要的局面也很相似,这一点可以体现在分子生物学家冈瑟·斯坦特的评论中:有机体的多样性是如此自由,它们构成了“几乎无穷多的必须被一一分类的特定个体”。 如何使统一性和多样性协调起来的问题在生物学和语言学里都常常出现。在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发展起来的语言研究将普遍语法和特定语法区分开来,尽管这一区分还不完全是当代生物语言学方法意义上的区分。普遍语法被认为是该学科的知识核心,而特定语法则被认为是这个普遍系统中偶然的即时表现。随着人类语言学研究的兴盛,钟摆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倾向于多样化的一方,这点在我所援引的鲍阿斯式的理论陈述中有很清楚的表达。在普通生物学里,这一论点于1830年在自然主义者乔治·居维叶和若弗鲁瓦·圣·蒂莱尔之间的一场著名辩论中已经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居维叶的立场比较盛行,特别是在达尔文进化论提出之后,它强调多样性,得出的结论是几乎存在无数的变体,它们必须被一一归类。大概在生物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中关于确定性的评论,即“从如此简单的一个开端,无穷无尽的最美丽和最奇妙的类型已经和正在进化”。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嘲讽,这些话被进化生物学家肖恩·卡洛尔用做了“进化——发育(evolution-development)新科学”的导论标题,该导论旨在揭示已经进化的形式远非无穷无尽,相反地,事实上它们出奇地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