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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推进，清代学者徐松和他的《西域水道记》自然进入我们的视野。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25岁以殿试二甲第一名高中进士，不久授翰林编修，负责编修《全唐文》。他利用新出碑志和《永乐大典》等大内秘笈，以精深的史识和考据功力，辑录了如《河南志》《宋会要》《中兴礼书》等重要的唐宋典籍，并开始了考据学力作《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的撰著，奠定了他作为清代朴学流派——乾嘉学派后期中坚的地位。 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奖赏，而立之年出任湖南学政。但不久，因刻印《经文试帖新编》令生童购买得利一事，遣戍伊犁。“穷边绝徼，舟车不通；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书缺有间，文献无征。”“先生（徐松）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龙万育序）将近8年的流放生涯，为他完成《新疆识略》、“西域三种”（《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奠定了考察基础，开创了清代的西北舆地之学。其中《西域水道记》更拥有崇高的地位。 《西域水道记》根据内陆河流归宗于湖泊的现象，创造性地将西域河流归为11个水系，体例上模仿《水经注》，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其流经地区的建制沿革、重要史实、典章制度、民族变迁、城邑村庄、厂矿牧场、屯田游牧、日晷经纬、名胜古迹等，都有丰富的考证。站在前无古人的高度，对新疆乃至周边地区的历史地理风貌和政治人事变迁作了纵横有致、清晰全面的描述。 《西域水道记》甫一问世，就备受青睐。清末王树楠等人修纂新疆建省后第一部全省通志——《新疆图志》时，广泛征引该书的记载。后来俄罗斯的克列缅茨（D.A. Klementz）吐鲁番考察团、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Pelliot）的西域探险，都将此书作为向导。 但《西域水道记》在当代的研究格局中遇冷。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继《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的整理后，十年一剑，又出新著《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出色地弥补了这种缺憾。 《研究》以考据深广见长，其深在对历史细节穷追本末，其广在对历史背景爬梳剔抉。作者利用嘉庆上谕档、仁宗实录、军机处档案等文献，使徐松遣戍案各个环节如锥画沙、历历在目。又利用道光时期的史书、实录、档案，结合众多的笔记、别集、信札、学术著作等文献，将徐松置于极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勾勒了徐松的交游情况，显示出学术史研究的宏大气象。在“西域梵经石在清代的发现与研究”一节中，朱玉麒由徐松在书中的记载，联系到当代尼勒克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可谓博古通今；再由徐松将梵经石琢砚赠予友人陈善，联系到陈善南下杭州后，东轩吟社对梵经石的反复题咏，可谓出入文史；又由在网络上追索梵经石之砚的拓片图像，到最终东渡日本目验真宝，可谓文献与调研并重，终将梵经石的过去和现在明白地剖析出来。 清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思想风行天下，从徐松对俄罗斯地理历史的详尽记录，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塞防危机意识与经世致用的学术理想。而《研究》一书出版在当代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发展的起步时期，既是作者学术积累的必然，也显示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新疆乃至丝路历史和发展问题的关注与期待。 从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到朱玉麒的《研究》，正像百年老树上绽放出新的花朵，学术接力的这种现象，让我们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开展有了更多的期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