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可谓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围绕着这一概念，相关论述层出不穷，使得原本较为沉 寂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领域成为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回溯往昔，在2006年7月于青海西宁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李晓峰所作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言引发了广泛讨论，这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学界的首次亮相。时移事往，如今这一概念已经提出近十年，但是其理 论能量却依然充沛，并且为下一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和可能性。
    站在十年后的位置上往回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无疑是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其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促使“少数民族文学”向“多民族文学”进行范式转移：这不仅仅是一个词汇或一个前缀的变更，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对自身学科定位、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的反思。自此之后，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任何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都必须正视“多民族”的在场，也必须在“多民族文学”的层面进行宏观或微观的文学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多民族文学”已经将自身形塑为 “方法”。
    作为方法的“多民族文学”带来的效应是多重的。首先，“多民族文学”打开了文学史的视野，超越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二元格局。在较长时间内，我们将“少数民族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将其与“汉族文学”分隔开来进行研究。这样做的初衷始于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身份的尊重，也来自于新中国文学对平等政治的追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隔逐渐阻碍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使得用“多民族文学”的概念重构“中国文学”框架成为一种 必要。因此，“多民族文学”作为方法，实质是一种文学史的“归还”与“回返”。它改变了既有的文学史版图，起到了“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作用。
    其次，“多民族文学”的概念不仅扩大了文学史的容量，还暗示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聚焦在各民族内部文学与文化的倾向，族际对话和文化交融在“多民族文学”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恰好是前一种研究范式经常忽略的。在“多民族文学”的研究视野中，各民族的叙事传统或抒情传统有着复杂的对话和互动，产生出彼此缠绕、彼此共生的混血文学形态。因此，“少数民族的汉语书写”、“汉写民”、“翻译”和“文化间性”等现 象在“多民族文学”的研究框架中成为焦点。
    再次，“多民族文学”研究催生了“多民族比较诗学”。“多民族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之间文化接触与文化交往的交界地带进行的诗学研究，是在多民族文学平台上进行的理论研究与理论探讨。“多民族比较诗学”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可以凸显出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从而在多样性的文学表述中呈现“多元中国”的不同侧面；另一方面可以打破既有研究中单一民族自我本位化和自我中心化的取向，产生“内部的构造”的效果。因此，“多民族比较诗学”是一个 开放、包容的比较文学框架，揭示了“中国文学”作为多重缘起和多元建构的“复合系统文学”的本质。
    此外，“多民族文学”涉及国族建构与国家想象问题。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中，作者李晓峰和刘大先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文学是建立在“多民族”的法理基础和学理基础之上的。中国文学史具有鲜明的“国家知识属性”，即使是作家主体的创作也必将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
    由此看来，“多民族国家”与“多民族文学”是同构的。惟有在“国族建构”的层面上，我们才能理解“多民族文学”的意义所在。毋庸讳言，“多民族文学”是一 种“国家文学”，是一种基于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史框架。
    与一般的社会科学不同，文学并不将知识进行分类或切割，而是试图在文学世界中对现实进行再现、加工与想象，进而进行总体性的把握。相对于民族 学、历史学与人类学，文学是一种关于人、人性和情感的学科。少数民族文学正是如此，她承担了形塑身份认同，锻造民族情感，在急速变幻的时代中进行认知图绘的功能。“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情感的容器，不仅仅具有“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意涵，更重要的是它作用于各民族人民的情感层面，并由此产生丰富的文化、社会 与政治的“跨民族连结”。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崭新的土地上，生活着生活方式、文化记忆与精神信仰各不相同的各个民族，虽然他们之间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却都以“中国”作为生存的家园与认同的对象。然而，当“现代性”的世界浪潮滚滚而来，“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中华多民族史观”正是这个转型时代与过渡时代的 重要产物。“多民族文学”处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延长线上，它不仅能加强跨族际的对话与互动，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结成更加紧密的文化纽 带，还能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建构新的身份认同与家园想象。恰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理想类型”(idea type)是一种分析概念，是高度抽象的逻辑工具。人们必须通过“理想类型”的方式才能处理纷繁复杂的文献材料，使之形成一个条理分明的系统。“多民族文学”正是这样的“理想类型”，在表面上看来，它是一种新型的文学史框架，但究其根本，它更是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通过作为方法的“多民族文学”，我们可以 得到一种新的立场、视角和路径，来重新观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国文学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