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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物进化和历史改变 一些杰出的进化生物学家也发表了相关的看法。在1974年举办的生物语言学国际会议上,诺贝尔奖获得者萨尔瓦多·利亚的观点最为强劲有力,他极力主张:鉴于语言与“抽象思维和能产性思维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交际的需要不可能为“创造语言这样的系统”提供“任何强大的选择压力”。弗兰克斯·雅各布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作为个体之间的交际系统的职能只能是第二位的,使得语言独一无二的品质并不在于其交流行动指令的作用”,也不在于动物之间所共有的一些别的交际特征,而在于其符号化的作用,在于其激发认知形象的作用,在于其为我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塑型的能力,在于其产生思维和计划的能力,这些能力因其允许“符号无限组合”和随之而产生的“可能世界的心智创造”这一独一无二的特性而成为可能。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认知革命,这场认知革命从很多方面预示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发展。 而我们也不仅仅是推测。对语言设计的研究可以提供有关语言和感知——运动系统及思想系统之间关系的证据。如前所述,我认为有大量证据支持这样一个自然结论:即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7〕,其方式就像在位移的关键性例子中显示的那样。 外化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它必须连接两个明显不同的系统,一个是似乎成千上万年以来一直保持基本完整的感知——运动系统,第二个则是新产生的用于思想的计算系统,它是完美的——如果强式最简思想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期望,形态和音系,这两种把内部语法目标转化成可进入感知——运动系统的实体语言过程,可能会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且受偶然历史事件的影响。那么,多数的甚至全部的参数化和多样性都将仅限于外化部分。那基本上正是我们似已发现的内容:有效地生成各种提供思想的语言表达式的计算系统,和很容易受到历史变化影响的、高度多样和复杂的外化模式。 如果这个图景大致准确的话,我们可能就找到了两个基本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了: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语言?原因可能是:在最初的人口以不同的方式分散之前或之后,外化的问题就以许多不同的和各自独立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我们没有理由去假设解决外化问题牵涉到进化的改变,就是说涉及到一种基因组的改变。它可能只是现存的认知过程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时期所导致的一个问题。不幸的是,有时会有一种混淆真正的进化(基因组的)改变和历史改变这两种完全不同现象的倾向。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有很强的证据证明自从大约五万年前的非洲大迁徙以来并未发生过语言能力的任何相关进化,尽管无疑一直有大量改变,甚至还会有外化模式的创新(例如手势语)。对这些问题的混淆,可以用替换措辞概念来得到解决,“语言的进化”和“语言改变”可以用更精确地对应词来替换,即使用语言的有机体的进化,和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用这些更准确的术语来看的话,语言能力的出现涉及到进化,而历史改变(这是时刻发生的)则没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