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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威廉斯从语言的变迁入手，通过阐明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40位著名学者的文化观点，对“民主”、“阶级”、“工业”、“艺术”、“文化”这五个关键词在意涵上的历时性变化进行了详细梳理，进而完成了对当时英国社会整体思想文化变迁的系统考察。而在传统的研究视域中，人们多是从威廉斯在书中业已拟定的五个关键词入手，对《文化与社会》一书予以探研，但此种方法往往容易形成单一聚焦，从而极大遮掩了这本书在这五个关键词之外所内涵的丰富内容。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支配”、“平等”、“阶级”、“团结”这五个新的关键词入手，尤其是在威廉斯关于共同体的文化理想中，对《文化与社会》予以重新细读与把握，从书中发掘出新的意涵，一些对于我们当代文化建设有价值的内容。 关键词：语言；支配；平等；阶级；团结 作者简介：金永兵（1973— ），安徽寿县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党委书记兼副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外文艺理论、美学研究。著（含合著）有《文学理论本体研究》、《后理论时代的中国文论》、《当代文学理论范畴导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等，编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 《文化与社会》作为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早期文化研究的代表之作，在开启其文化研究新视角的同时，也奠定了后者作为文化研究先驱的历史地位。在这本书中，威廉斯从语言的变迁入手，通过阐明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40位著名学者的文化观点，对“民主”、“阶级”、“工业”、“艺术”、“文化”这五个关键词在意涵上的历时性变化进行了详细梳理，进而完成了对当时英国社会整体思想文化变迁的系统考察。而在传统的研究视域中，人们多是从威廉斯在书中业已拟定的五个关键词入手，对《文化与社会》一书予以探研，但此种方法往往容易形成单一聚焦，从而极大遮掩了这本书在这五个关键词之外所内涵的丰富内容。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支配”、“平等”、“阶级”、“团结”这五个新的关键词[1]入手，尤其是在威廉斯关于共同体的文化理想中，对《文化与社会》予以重新细读与把握，从书中发掘出新的意涵，一些对于我们当代文化建设有价值的内容。 一 “语言”：从“关键词”到“共同语言” 对于“语言”这一关键词的论述，其实包含着三方面因素，即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所使用的“关键词”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语言风格和遣词造句技巧的重视以及对“语言”这一要素在建构共同文化中的重要作用的肯定。 众所周知，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这本书中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其一方面表现在威廉斯对于文化作为“一整个生活方式”的概念界定上，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他以词语作为突破口探讨文化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关键词”研究方法上。在导言中，威廉斯便直接指出：“18世纪后至19世纪前半叶，一些今日极为重要的词汇首次成为英语常用词，或者这些词原来在英语中已经普遍使用，此时又获得新的重要意义。这些词汇其实有个普遍的变迁样式，这个样式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地图，通过它可以看到更为广阔的生活思想变迁——与语言的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它们的用法在关键时期发生变化，是我们对共同生活所持的特殊看法普遍改变的见证：即对我们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机构的看法，对设立这些机构所要体现的目的的看法，以及对我们的学习、教育、艺术活动与这些机构和目的的关系的看法。”[2]据此，威廉斯抛开了对历史细节的繁冗复原，也摒弃了对于文化变迁做编年体记录的尝试，而是紧紧抓住民主、阶级、工业、艺术、文化这五个关键词，通过系统梳理它们自1780—1950年的词义演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观念的变化，反映彼时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而威廉斯通过对这五个关键词的分析，事实上也将“文化”作为社会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有机体置入和经济、政治并存的理论场域，因为在他看来，语言中词语意义的变化总是或多或少地体现着社会权力关系的整体变迁[3]，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关键词”的语义演变，其实反应的正是文化结构的调整更迭，而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认识，事实上也正是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无比清晰确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此外，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对研究对象的行文风格及其著述的语言特点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例如他对托尼论述文化的一段文字进行了这样的评论：“（这段文字）作为对少数派文化的这种答复，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其语言运用并不能令人钦佩：糖果（甜言蜜语）与人猿（模仿者）和孔雀（爱虚荣者）属同一类词，‘温室’、‘博物馆标本’、‘不育’等等也已成为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新闻体的热点。实际上，语言上的不确定性标志着一种重要的感觉上的躲躲闪闪。”[4]此外，威廉斯在评论劳伦斯有关社会的论述时，还情不自禁地对其语言风格大加赞赏：“这种笔调辛辣的批评横扫工业主义；而且满怀激情地一再为‘茫茫的无边无际’唱赞歌……他们两人（劳伦斯和卡莱尔）都把论辩、讽刺、骂人以及突发的狂野的辛辣揉合在一起。他们的观点都是经过推理而来的，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倾泻而出，汇成一股排斥的激情，这种激情的基调不只是在于否定，而是消灭——毫不留情地加强批判的力量，这是一种在人类表达能力崩溃的神秘边缘才能见识到的力量。”[5]此外，威廉斯还对艾略特的一段文字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在这里，从‘我想说’和‘我相信这就是’，突然转到某种极为不同的语气：以‘热情的’、‘震惊’、‘荒谬’、‘口头上高谈’等感情上的措辞手法断言，如果我们不同意他的条件，我们就是自我宣判自己对文化漠不关心。”[6]在对奥韦尔文学作品的评论中，威廉斯认为其“非常容易滑入了一种宣传式的情绪（emotire）的滥用”[7]，而对于这一点的论述，威廉斯选择了考察奥韦尔文章中对于“小”（little）这个形容词的情绪性的用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威廉斯对于作家行文过程中语言特征与习惯及其背后所体现出的隐蔽意识情感的强烈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不能仅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去阐释《文化与社会》中所包蕴的理论内涵，也应该尝试从修辞角度或者说文学批评的角度考察其所具有的艺术特色。 最后，威廉斯对于“语言”的强调也集中体现在他对于“共同语言”的提出与建构。正如他在书中所阐释的那样，“在社会力量明显变动的任何时期中，我们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都是这个重新评价被继承下来的传统的复杂过程。因为共同语言在这个问题上极为重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文化所使用的共同语言，其表达的能力上和丰富多彩、灵活性等方面都不能衰退，而且必须足以表达新的经验和阐明变迁，这一点对一个文化来说显然是极其重要的”[8]，“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在探讨和商榷自己行动时所使用的词汇——即语言——绝非次要的因素，而是一个实际而且根本的因素。实际上，从经验中汲取词的意义，并使这意义有活力，就是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接受和再创造了某些词的意义，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并且努力传播另一些词的意义。人类的危机往往是理解上的危机。凡是我们真正理解的，我们都能做到。”[9]由此可见，在威廉斯看来，语言既是经验的载体，又是经验的呈现，它既深刻影响着传播的过程与结果，又生动反映着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而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共同语言”，其实就能完整理解“共同经验”，而正如威廉斯所说的那样，“凡是我们真正理解的，我们都能做到”，在这个意义上，“共同文化”离我们也就不远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