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半永久性依存的起源》 [日]松田武 著，金琮轩 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第一版） 日本政治中常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些政治家一面竭力扩大国家权力，并不顾邻国及国内的反对声浪作出修宪、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强硬举措，宣称日本也要成为正常国家；但另一面，他们却又都不约而同地强化美日同盟，以致美国稍示“失望”，便已足够让他们紧张不已。这其中的吊诡在于：日本之所以不能算“正常国家”，原因正在于它对美国的深层依附结构关系（田中派元老后藤田正晴在2003年便曾说过，日本已沦为美国的“附属国”[zokkoku]），但口口声声说要摆脱这种状态，实现“正常国家化”（或“普通国家化”）的日本政治家们，却反倒更进一步倒向美国的怀抱，仿佛只要美日同盟牢固，全世界的反对都不成问题——这种心态本身，正是日本对美结构性依存的生动体现。 政治词汇常带有迷惑人的意味。“同盟”一词便是如此：它乍看似乎意指双方平等结盟，但现实政治中则实为鲜见。正如2001年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对澳大利亚人明讲的那样，“澳大利亚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愿意为保卫美国而捐躯。这就是联盟的含义。”在美日关系中，这样的不对等甚至更大，这不仅有当年日本战败的原因，还有种族上的因素。涩泽尚子在《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一书中证明：美国将日本视为未成年人、艺伎的想像中，包含着种族主义的优越感，使两者的关系在起初便建立在不对等的基础之上。 日本对美国的依存，最直接的根源无疑是那次战败。在战败之前，美国乃是日本的敌国，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美英鬼畜”，美国文化对日本人也并无吸引力。据常任侠回忆，在二战前夕，日本的电影院里很少有美国片，“不像中国十之八九是美国片；在日本则欧洲英、法、德的片子也颇多”，那时的日本所醉心的其实是西欧文化，尤其是英德。传统上，日本人向来认为美国只是个暴发户式的物质主义国家，在“精神”和“文化”上不足挂齿；直到战后初期，在日本基本没有美国文学的译著，英语只是选修课，美国以及美国文化几乎无人知晓。 因此，对美国人来说，战后日本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如何重塑日本国民对美国的认识，强化交流，以促成其对美国及美国文化的认同感，尤其是对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优越性的认识，没有这种认同，则美国对日本的软实力从何谈起？概言之，美国的使命是驯化日本，使这个“拥有燃烧着特殊能量和野心的少年”（美国银行家G.K.Weeks 1919年语）能成为自己的小伙伴，而不损害自己的利益。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少年管教所”的问题学生，而美国则应耐心教导这个幼稚、冲动、危险、不成熟的民族，在美国这个传教士的引导下走向文明。 显然，美国的战略极其成功。战后日本实现了民主主义、经济繁荣和抑制军事力发展这三大目标，这三者均有助于美国的战略目标：一个民主、繁荣但没有威胁的小伙伴，将是美国的“资产”而非“负担”。战后在长达近七年的时间里，日本是一个被占领国家，没有国家主权也没有外交关系，实质上是盟军总司令部（GHQ）的殖民地，美国人得以全面推行其战略。约翰·道尔的著作《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曾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改革者本身就是殖民地的总督……虽然征服者鼓吹民主，事实上他们却依仗律令行事……他们傲慢自大，而且令人羡慕地没有自我质疑的烦恼。” 无疑，那时的美日文化交流——即美国软实力的载体——本质上从属于这一战略目标。对美国来说，这一点之所以重要，还不仅在于对日本产生吸引力，也是出于抵制苏联的影响力。在战后初期，日本国民精神上的真空状态使许多国民感到迷惘，这既使日本人毫不抗拒地接受了美国制度（“只要是从美国引进的东西，日本便什么都想拥有、什么都想买”），但也可能会被另一种竞争性体制所吸引。1955年，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在访日后曾说：“既不能造成支配他们或者强迫他们的印象，又要让日本国民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呢？”答案是现成的：通过文化输出来将日本美国化。这首先需要将美国大量的文化产品翻译给日本人，不如此则无法将美国体系的优越性展现给日本国民。来自美国的漫画与好莱坞电影，对日本国民的美国想像产生巨大冲击。 美国何以能成功？除了美国强大的实力之外，有一点值得指出：美国在推行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日本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心理。占领当局有意不去触动日本原有的社会结构，保留其部分传统遗产，例如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和服从权威的意识，这样，诸多美日文化交流举措得以自上而下地顺利推行。它也利用了日本人自认比亚洲邻国优越的国民心理，尤其是对俄国自近代以来便怀有的恐惧与不信任感，阻止日本人的战争暴行记忆，同时更重要的，是将日本塑造成一种独特文化模式，暗示其根深蒂固的非亚洲性，这样，“一个在心理上疏远亚洲的日本从来没想过要加入亚洲大家庭，而是选择和美国绑在一起”（Gavan McCormack《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事实上，英国和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它们在战后都极端亲美，而与自己所属地区的邻国摩擦不断，Ian Bremmer将之称为“三角帆三国”（JIBs），认为这三个国家都在心理上与本地区疏远，而无法发挥建设性作用。 虽然每到日本政治家不顾邻国“感情受伤害”而做出种种出格举动时，国人（以及韩国人）常会愤慨并担忧“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这种仅触及表面的直接感受常常未能意识到：日本政治中的这种种表现，几乎都可追溯到美国对日本的战后安排，其谜底仍在日本对美国的结构性依存之中。不管日本政治家是高喊睦邻友好还是修宪扩军，他们无人能摆脱美国在早先给日本穿上的紧身衣，反倒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日本与邻国越发疏远而更紧靠美国，直到美国感觉这过分的忠诚不符合自己利益。 松田武在分析中也已意识到，美国对日的软实力，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结果：它往往既促进了繁荣，又使日本制度中某些原有的问题进一步固化和恶化，并“培养了众多永远也无法摆脱依赖性的心理结构的日本研究者”——其实何止是学者如此，日本的政治家及国民，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如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松田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对美国软实力的依存：他在序言中便已说明，他的独立思考极大地得益于在威斯康星大学的经历，即“从别的视角来思考（think otherwise）”的“威斯康星精神”，“这种精神已经不知不觉地融入我的血液之中了”。虽然他批评一些学者“丧失了作为日本研究者的主体性”，但他本人的“独立灵魂”却也美国文化教导的结果，甚至“软实力”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如果美国缺乏对日软实力，那两国关系将如何演变？答案恐怕是相当不乐观的。在这方面，冷战时代的苏联可被视为一个失败的案例：苏联虽将东欧牢牢把握在手中，必要时不惜展示自己的肌肉（硬实力），但它却长期无法铸造牢固的文化认同，因为在东德、波兰、捷克等“附庸国”的心目中，苏联这个老大哥的文化并无优越性可言，甚至还不如自己，更不用说西欧与美国相比了。事实上，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中国人深信自己在文化上比苏联更优秀。这种文化上的低劣感，一直以来是俄国控制势力范围时最大的弱点之一。 当然，“软实力”也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战后日本的首相，如不能得到美国支持，是没有一任能做得长久的。这种“不应做我不喜欢的事”的“软实力”实有“硬实力”为基础的。松田武的著作主要讨论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认同感，但这些自离不开政治等更根本的领域。在我看来，日本这种“半永久性依存”还有更深远的原因：同是战败，日本对美国的依存心态为何比德国强烈得多？原因大概是：和四大国分片占领德国不同，美国在战后是单独占领日本，在战后的地缘结构中，德国是多边框架，而日本却是单边对美，那种特殊的依赖感更强。 此外，在近代史上，日本是典型的投机主义国家，几乎每次都与国际政治中的最强者结盟：先是英国，然后是纳粹德国，之后是美国。这种心态更往前推，则是在东亚的华夷秩序下的边缘化状态——日本学者内田树将之称为“边民性格”，即一种自认偏离主流而边缘化、“自己不具备从零创造制度的无能的自觉”。实际上，日本在战后对美国一边倒的架势，与公元663年白村江之战后日本全面吸收唐朝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当时唐朝的“软实力”是日本人自己主动吸收的罢了。美日同盟，对日本而言，只是新的“华夷秩序”，是自己早已熟悉的结构。松田武在讨论中，处处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半永久性依存”或“依附”是不正常的、不好的，但或许对日本民族的“边民性格”来说，其潜意识里真正想的乃是如何利用这种依存结构，使自己所能得到的好处最大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