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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宝岛女作家，大凡认真做文字的，外在总给人纤巧精致，典雅含蓄之感，而内里的刚强深邃，却也不是太输给男作家。王德伟说，女作家的创作，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果不其然。初看苏伟贞，尚不知是何来历，就先认定了台湾；再看，又觉仿佛是走朱家姐妹一路的，天文的雅而广，天心的俏而狠，兼有之，却多出一份冷来。早年的苏伟贞，善写爱欲小说，笔下总是些于爱有洁癖的女人女鬼，而此次引进的《时光队伍》，却是彻底颠覆了她创作惯常走的老路。我尚不曾涉猎她的前作，单只这一本新作，便被震得不轻。若说爱情是重的，重得搁在人手里却提不起来把玩，只能观之品之，不可亵渎。那么死亡呢？又将会是怎么个沉重法？ “死亡是一个不断被拿出来写透透的普遍性故事。” 评者说，《时光队伍》是苏伟贞的“本命写作”， 一本耗尽了全身力气，穷尽了一位小说家想象力的悼亡书。我佩服她的勇气。谁都知道对人性的挖掘是作家存在之根本，是创作的命根。而死亡，作为生存质层面上的终结点，是对人性最根本的诘问。虽然很多作家会在作品中触碰死亡，但拿来利用的多，深究拷问的却少，是不能，更是不敢。梁文道曾在某年的香港书展上问过苏伟贞，“以后还写得出东西吗？”后者并不肯定地回答：“或许这是我最后一部小说了。” 撇开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不谈，单就冒着写作生命枯竭的危险，只身踏上回溯存在之本来面目的漫长旅途，置身于时光的慢慢队列之中，对一位女作家而言，就是件极残酷极艰难的事。何况，她身负亡夫之痛，任何形而上的思考，一旦背上了现实情绪的包袱，难免会在写作中受阻，甚至逼迫作家产生放弃的念头。女性天性的怯弱无力、易悲易戚，在苏伟贞身上也未尝没有显现。只是她的欲望太过强烈，太想知道在生死的命题上，可否得出些超越人类普遍经验的东西，纵无，只留作一个纪念，以告慰作为作家与妻子的自己，也是好的。于是，丈夫死后三年，苏伟贞携着《时光队伍》的书稿，并无意为丈夫立碑，只希望通过随亲人死生轮回的这么走一遭，能以另一种方式接近生命，接近生之永恒。 “强悍也是一种信仰。” 斯宾诺莎说：“自由人最少想到死，所以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关于生的沉思。”我想苏伟贞在小说里几次三番提到的“强悍”一词，大概用这句话来诠释，最恰当不过了。什么样的人强悍？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最能超越肉体的局限，在最羸弱时仍能显出最刚强的意志来？外在的力量终是有限，唯意志的爱好自由、不惯拘束，将荡涤在生命的每个角落，哪怕是病床上。在小说中，你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夫妇身上洋溢的知识分子气息，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性的内在力量。而这力量，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死亡给人带来的悲戚与绝望，即便面对的是独活的凄凉，亦坦然如初。作者虽有“所谓独活，是连气息都切断”；“存活者即被遗忘者”这样的悲言，却并非是萎靡或是逃避，只是道出“死”之事实下的“活”，无时无刻不透漏着生存的悲剧性。如此直白，对作者本人而言，似是太狠了些，但她也只默然承受，毫无怨妇那样的酸苦怨气。 而论及怨恨愤慨，甚而控诉喝叱，在小说中不断重复的，则是现世在对待死亡时，仍不愿松开的捆绑束缚的绳索。作者痛恨循规蹈矩，一切责任为大的医疗机制，痛恨一刻不差、一分不迟的死板制度。她曾对着因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愿为丈夫动手术的医生大喊：“他是一个强悍的病人，需要的是强悍的医生！”一个自由人受困于一个并不属于他的更大更难推翻的集体意志中，甚而他自己与性命定下的生死战也不被允许在一个现行的制度下实行，普希金为女人决斗的年代果然一去不返。死亡是一个巨大的事实，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浪漫，可现实并不承认后者。当人只剩下肉体的价值时，信仰成了困兽，生命的尊严沦落为沉重的无奈。 作者笔法冷艳幽森，往常写爱情时，如此，现今写生命，亦并不留情，且更坦直冷峻。面对丈夫的死亡，她无意再遮瞒人情世故的可笑可怜，伪装被一路揭去，从伪体重写到伪家人、伪家庭、伪病人、为星球、假团圆……往常做健康人时，可能顾不到这些真假，一旦生命临到尽头，无论肉体、意志还是精神，都要离己而去，置身事外，了却一切责任义务，光身再来判别是非曲直、黑白对错，能够如此不含糊不留情，认一认这世界的真面目，也是一种痛快。 苏伟贞说：“小说表面是写死，但这里并没有死，反而是写生。明明白白勇气十足的生，接近永恒。”想来，这永恒毋宁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上的永生了，受困于世界的肉体一旦泯灭，好尚自由的魂魄得以超脱，肉身的孤寂虽苦，灵魂的自在却令人更为欢喜，于是所谓悲苦喜乐，或也曾是伪装的，就一并还它本来面目吧。 《时光队伍》 作者: 苏伟贞 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年: 2010-11 页数: 2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