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无法拒绝的事件狂欢
     ——读吴学俊新书《最中国史》
    私著国史或私人作史，是一个禁忌，更是一个诱惑。秦相吕不韦张罗了三千门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分别是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偷偷摸摸写的。面对被时间锁死的昨日，如果以司马迁的眼光看，都是些大事儿，帝王本纪，王候世家，将相列传，无不一一记录。终于司马迁的手稿激怒了汉武帝，班固进了监狱，范晔藏的很深，却因为被指认为一场不成功的政变主谋而掉了脑袋，陈寿书成后名噪天下时，仕途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南朝宋刘义庆辞去衮州刺史一职，结交文人和僧侣，并编撰《世说新语》时，他显然只关心短平快和稳准狠的段子。而清代的蒲松龄则喜欢剑走偏锋，远离帝王本纪、王候世家和将相列传，背朝太史公，自称“异史氏”，记叙了他打听到的书生和狐狸，乡村和地狱的全部事迹，他认为打听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更有意思以及意义……
     和古人有所不同，文史学人吴学俊只关注历史上的“最”，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常、却又非常有趣的事情。他也留意到了红颜祸水和风流剩女，甚至还探讨了一下皇帝的梦想。
     这就是《最中国史》试图去看到的。它从一些偏僻的角度，切入自西周始的每一个重要的时代，包括西周、秦、汉、三国、晋、唐、宋、元、明、清等，大多数故事标明了发生年份。与你所见过的现有历史剖面都不相同，它将司马迁的实在、刘义庆的出人意料和蒲松龄的神秘冶于一炉，试图看到新的东西。
     从素材上，它切入了自周以降的各个主要朝代，几乎是一部通史，它摘取了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直击历史进程中的尖峰时刻。作者吴学俊采撷的历史事件主要有：秦代秦始皇赶山填海；汉代司马迁受宫刑；三国时期三顾茅庐和隆中对；唐代武则天与乾陵；宋代程门立雪、秦观与三绝碑；元代“西域炮”的发明者入境、朱元璋投军；清代太平天国洪秀全、李秀成、洪仁玕的博弈等。《最中国史》各篇是以不确切的历史（历史资料、故事、传说等）为胚子，但所有关键情节全部运用正史史料，即便故事外壳和主体事实略显荒诞，但是故事情节逻辑和人物心理逻辑又无懈可击。
     在写作手法上，吴学俊在每一篇都探索运用了多种小说“方法”。比如戏仿，阳羡书生篇戏仿唐代传奇；比如“时空错位”，程门立雪篇，要把达摩赶出中土的匪帮杀到了儒学大师的门庭之下；乾陵篇、西域炮篇则类似公路小说。这些记叙都有一个历史的外壳，涉及史实、年代也都注解，除却这些，其余的内容都是自给自足，自成一体的。它不是正史，而是关于怪异、勇力、叛乱与鬼神的故事，有的神神叨叨，有的荒诞不经。风格与博尔赫斯《恶棍列传》、尤瑟纳尔的《东方故事集》等，是一个路数的。《最中国史》可以说在内容上、形式上尤其是意识上全部“跑偏了”，偏的还很远，一如该书底页所说，它刷新了广阔的中国史画面，重构了千年的故人心灵。历史进入这个文本，看似是整体的形式，但其实处处都是以对历史裂缝的描述介入的，同时吴学俊又像一个负责任的时光雕刻者，他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得脚踏实地，于是这个文本就成了非再现的叙述，它以叙述者讲述一个个新的故事为主体。对读者而言，历史与现实的鸿沟消失，而《最中国史》进一步的推演，则会引发对正史合法性的怀疑。
     和当下温软的解读不同，吴学俊颠覆了合法化的正史立场后，也随之迅速建立了一个新的话语中心，创设了一段新的历史表达方式。这样做，通常都是比较冒险的。很明显，吴学俊尊重那些公知史实，但他却把它们放进了新框架，《最中国史》形成了一场文本上的事件狂欢。
     当我们把史实从混沌失序的历史洪流里考证出来，这就像欧洲人花了一千年把糖分从葡萄酒里离析出来，现在吴学俊又把史实重新放回熙熙攘攘的历史现场，如同饮者把雪碧与葡萄酒一起倒进了酒壶，所以，也许有的读者会拍案叫绝；而有的读者则会大叫，这不可能！总之，《最中国史》不一定是你最想要的，但它一定是最出乎你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