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蒂
    
    《群众与权力》[英]埃利亚斯·卡内蒂著冯文光刘敏张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与盖满民族烙印的布洛茨基不同，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属于二十世纪流亡作家中的另一种类型。他的著作无不笼罩着国家主义的低气压，却很少浮现出真实的国家姿影。他的出版商和翻译者甚至经常分不清他是保加利亚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这种“国际主义”并非个人选择的结果：作为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他成长在欧洲国土危脆、法西斯极权有条不紊地高速膨胀的时代。这个时代培养了很多颠沛流离的作家和哲学家，而卡内蒂是他们当中最具有自觉意识的一位。他是所有语境的客人，在国族身份上如此，在语言上如此，在学科分类上亦然。他早年学习化学，却从未想过成为化学家；当他钻研于人类学研究时，又完全搁置了文学的创作。1981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他的原因，并不仅仅基于那部书写“头脑和世界的悲剧关系”的疯狂小说《迷惘》，而是出于他为数稀少的各类著作的集体魅力。它们共同描述了那个世纪的凶兆和苦果，以及“存在的巨大多样性”。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内蒂的全部作品（一本人类学专著、少量的小说、剧本、杂文和“自传三部曲”）都是“人类学”的——他的性格里天生有着观察同类的强烈欲望。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像生物学家观测鸟群的行迹一样打量着人的行动范式，并用自己的方法为之归类。从他的家庭成员、公寓饭桌上的各色邻居到大街上游行的人群，从参加音乐会和朗诵会的反战分子到火灾现场的逃亡者，从犹太同胞到非洲土著（他从各种书籍和谈话中学习他们），他的考察对象无所不包，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一旦投入狂热的人群，他也会不由自主地随其律动，但无论多么沉迷，他总能分出一缕灵魂，用来冷却和追根溯源。
    在1936年到1963年期间，没有任何组织委托或者“课题项目”，仅仅是出于多年来积压的内心需要，卡内蒂开始写作《群众与权力》。这是他经久不衰的作品，再版时通常不声不响，却是世界知识群体争相征引的“宝库”。畅销的学术著作爱从热点出发，而卡内蒂具有拔出历史情境的力量。他是伟大的警句式作家，论断清晰而意象神秘，好像中世纪尼德兰画家博斯的寓意画,令观者“脑洞”无限。二十世纪欧洲的警句体裁，在总体上具有强烈的法国风格，布朗肖、巴什拉一定会喜欢卡内蒂的作品，但法国人和德国人多少都有遗传性的历史主义倾向，而卡内蒂的灵感尽管源自于法西斯创伤，最终提纯出来的却只有人类聚集的形式。对于咖啡馆窗外上下班的人潮，波德莱尔和本雅明会关注它的文化性，福柯会关注它的社会性，而卡内蒂则聚焦于生物性。像是通货膨胀在某一天如何引发了个人与人群的身心变化，这一视角具有某种原始的科学主义魅力，而它主要源自于他的经历。他曾在一战爆发时在公共场所挨揍，也看过哈雷慧星引发的惊叹和私语。他读取和记忆了这些场面的形状、颜色和动态，然后迷恋于寻找它们的规律。这种方式并不同于勒庞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也与弗洛伊德的方法迥异。在某种意义上，《群众与权力》是他有意与弗氏对抗的结果。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人疯狂地崇拜“俄狄浦斯情结”，而卡内蒂理解中的希腊悲剧与现代生活的联系，却是另外一种。他从未被现代化的学科系统和它的历史逻辑所束缚，甚至他发现的疯癫也不完全是福柯式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对他来说也不是必然的，因为事件的社会性只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层面，而不是全部。卡内蒂的写作是身体性的，特别是视觉性的。书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生物，语言的基础则是肉体感受。比如hold这个词的发音和形象，源自于猎手抓住猎物的一瞬间，在它的身体上形成的那个凹陷。基于此，他发明了一种语言上的拟态，让作品像热带植物一样多彩而自由。他的“人类学”中充满了自己的发见、术语、范式和抱负，其情感始终拴系在这样一些原始的意象上：那些“圆形的”、“扇形的”、“开放的”、“封闭的”群众，如水、火、森林和风，是有自性、却无法控制的活物，就像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内脏一样。它们突然地形成又突然地溃散——这不是比什么都奇妙，又比什么都荒谬么？
    将这种风格化的人类学观察转化成寓言和象征，是卡内蒂最擅长的工作。他在作品中引经据典，但这些知识都经过了经验的窦道，而在将经验加工成思想的过程中，他损失得最小。他笔下所有的人物都理所当然地在各自的疯癫逻辑内说话，但这些逻辑仍然可以被阅读和辨认，这正是他的核心魅力所在。他的生活和写作好像黑色版的《小王子》，有一种纯净感，既投入又出离。正是靠着这种方式，他才活了下来，并成为同时代写作者中的个例。“三部曲”回忆录显示他有着丰富而细腻的社会经历，但他本人却很可能像《迷惘》中的主人公一样，有着严重的交流障碍。对他来说，真正的交流是化身万物，看到界线，转化界线，从而不再恐惧。他希望同时生活在无数世界里，掌握优越的移情能力。
    “转化”是他一生真正的关键词，另一个词则是死亡。他的结论是单纯的：人类之所以渴望权力、渴望在群体和个人间切换，都是为了摆脱死亡。在战争、天灾和独裁统治中，真正发生的只有一件事，即有人死了，有人继续活了下去。这世上真正有势力的人，就是见证者和幸存者。“超越他人而活着”，这一基本的幸灾乐祸衍生出它无穷的变体，使皇帝独裁，知识分子的启蒙总是偏离初衷，而人类也似乎无法共荣。
    这个推论是灰色的，但卡内蒂对司汤达的崇拜则代表了他的希望。这个作家（也是理想中的他自己）的“感触和思想仅仅放在人世间的生活上，他没把任何事情总结成可疑的统一体。他的怀疑针对着所有他不能感觉到的事物。他毫不哭哭啼啼，只为同时代的少数人写作，他没有使自身不朽的愿望，而他也确信一百年后许多人会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