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布鲁姆开始致力于诠释和推广经典文学，将学界的研究规范如尘土般拂落，进入谈论文学的不羁之境，其涉猎甚广，包括英美文学、世界文学乃至族裔文学等诸多领域。
    布鲁姆编辑文学经典无数，又通过不断著述，一遍遍地加强和重构自己关于文学史的核心思想：文学批评应该切近文学创作规律，回归文学本义，最大限度地以文学性为评判标准。当然，他并不反对文学指涉时事政治或探赜历史经纬，但反对将文学阐述为历史的图解或政治表达。
    在写《影响的剖析》一书时，布鲁姆已年逾耄耋，曾觉得这极有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本综合性文学批评，故称之为“收山之作”（但之后他又写了新书）。在本书中，布鲁姆厘清和扩充自己思考了一生的问题，即影响与诗歌和文学创作的关系，这是他对自己诗学精髓最完整的一次说明，一次最深意义上的心灵自传。
    布鲁姆认为，影响问题是诗歌创作的核心，他所推崇的崇高诗人会与最高明的前辈发生正面而隐蔽的竞技，他们的创造力与其他历史细节关系不大。因此，他在《影响的剖析》中反对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即将经典和同时代被忽略的文化元素放在一起阐释的研究方法。他说：“诗性思维总是一种回忆。这种回忆基本上是对过去诗歌的回忆。社会理论和对文艺的历史性认知同样都在记忆的岩石上翻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历史不足以解释莎士比亚，反倒是莎士比亚照亮了历史”。
    在《影响的剖析》中，布鲁姆将莎士比亚和惠特曼作为英美文学史的两个支点，梳理了以他们为核心的两条文学脉络。他认为，这两位文学天才具有相同的两个特征。首先，他们都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异于寻常生活又能揭示隐藏于寻常生活的真相，为读者创造了崇高体验。其次，他们作品的崇高不与入世相悖，对现世的人与物显示出强烈的认同，不以物小而轻视之，不以人微而减损之，从而实现了将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和柏拉图主义相杂糅的壮举。莎士比亚战胜了同代剧作家马洛的影响，又影响了自己，然后依次影响了约翰逊、弥尔顿、乔伊斯等。而惠特曼与包括雪莱、勃朗宁和莱奥帕蒂在内的欧洲诗人异曲同工，并影响了他后来几乎所有的美国诗人，包括史蒂文斯和克兰等。布鲁姆杰出的文学洞察力体现在这本书的每个角落，借由他对于一众经典诗人、作家的独到阐释汩汩流淌。
    不过，倘若如布鲁姆在此书中所言，批评实践是“对诗性思维进行诗性的思考”，那么文学批评和文学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文学批评和文学一样，需要讲故事，从文学史和作家生平中提炼戏剧，用来叙述的文字也需要精当生动。
    但两者又是根本不同的，批评者必须对文学做出判断或论断，需要言之凿凿，强势鲜明。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诗人和剧作家或许可以保持超脱中立，但作为批评者的中立则始终是有限的。奥登曾对想成为诗人的有志青年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写诗是因为有话要说，那还是不要写了，诗人就是喜欢偷听一个词搁在另一个词旁边能发生什么动静的那些人。奥登提到的“有话要说”，就是有鲜明强烈的观点和看法想要表达，这种使命感是一种负担，对文学创作是不利的。
    从布鲁姆的批评风格来看，亲切善感和犀利强悍这两个特点都很鲜明，交织铺排于博学敏思的底色之上。他所有文学思辨的起点是对伟大作者的深刻眷恋。布鲁姆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生于纽约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10岁开始就流连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对弥尔顿笔下的夏娃暗自倾心，又为克兰的诗歌痴狂不已。与诗人和诗歌心意相通是布鲁姆文学批评的根基，他的信仰和热忱与精湛的分析技艺相交融。
    在早年的论著《先知派诗人》中，他就把诗人布莱克和雪莱从新批评家的漠视中拯救出来。上世纪60年代末的某天，布鲁姆突然灵感奔涌，花三天时间就写出了《影响的焦虑》的核心内容，折射出他自身长期受文学影响的反思。后来他将这些文字称为敬奉古希腊酒神的赞歌（dithyramb）。
    《影响的焦虑》第一版于1973年面世。虽激情四溢，观点也不难懂，但具体的论述过程十分艰深，不论原著和翻译都令人生畏。布鲁姆将文学作品彼此影响的六种不同形式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中的重要概念相联系，思路深奥而奇崛，表达也略晦涩。而这种强大的思辨性在《影响的剖析》中同样显眼，使布鲁姆有别于如埃德蒙·威尔逊和屈林这样的著名批评家。
    作为《影响的剖析》一书的译者，我部分赞同布鲁姆对诗歌内核的看法，但也不得不说他对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学院批评的历史和政治转向的认识过于简单，缺乏了解的耐心。事实上，布鲁姆的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也因为对性别、种族等问题的不屑，限制了其作为批评家的人文关怀和洞察力。但在当代学术界中，他的声音依旧值得聆听，他的“文学之爱”让人动容。
    在展望未来时，令布鲁姆特别欣慰的是身边来自非西方文化的年轻学生，尤其是亚裔美国学生及留学生对在当代文化中衰落的西方经典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与此同时，他对文学的理解也借由英语之外的语言得到了广泛传播。布鲁姆对亚裔美国学生的真挚之情流露出他理想主义的另一个侧面。在莎士比亚的包容超脱之外，他同样欣赏的是惠特曼在世间万物发现美的天才，及其宽广坦荡、浑然天成的笔触。布鲁姆相信平等的理想不会泯灭，就像最伟大的诗歌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