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东西文化放浪行——林语堂》读后
    
     

                           
    中国文化学术不绝如缕，其间纽带，一曰家学，二曰师承。其起于孤塞，崛身寒微，无师自成者有之，终非主流。故欲明中国学术之流变，不可不考家世，求师承，否则盲人摸象，难求其真。家学、师承多限于时而拘于域，五方之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故考察一人之学术渊源、文学流变，不可不核其所处之地域及师承之所自。孟子云：知人论世。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朱子注曰：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
     
    宋元以来，麻沙、崇化乃图书之府，八闽之地，才人辈出，比屋絃诵，儒雅乐善，人称海滨邹、鲁。故此地山清水秀，多瑰丽不羁之才。《八闽通志》述漳州民俗云：其民务本，不事末作。……文物如邹、鲁。上元节，放灯、入学。漳为朱文公过化之地，读书者多。每岁上元甫过，即遣子弟从师于里塾。此种风气，至清末而不坠。然晚清之时，东学西学纷而螽起，守旧革新各持一说，弦箭文章，莫知所归。故道光以来，外受辱于人，内而民乱起伏，朝野思变。递至光绪二十一年，举子们汇集京师，公车上书、变法议起，斯民也或冀此日月光华黯而复明，孰知星陨火熄而覆亡随之。而林玉堂身处社亡鼎迁新旧交替之际，其一生之遭际乃一人之小变象，推而衍之，察瓶水之冰，而知天下大寒，其一生经历也可折射出清末民国社会大变象也。
         
    这一年林语堂出生于漳州龙溪县坂仔村一个牧师家庭中，幸运的他可以较早地透过住在他家阁楼上外国牧师的福音开眼看世界，还可以坐上村前西溪水中摇摇晃晃的小船，穿过抚水夹岸而生的茂密竹林，到厦门鼓浪屿上寻源书院，在这个古板的教会学校度过他的中学时代。光绪二十一年，“我的朋友”胡嗣穈才三岁多，在徽州绩溪被送进了私塾。这一年的秋天，十四岁的周树人在三味书屋读书还要为狱中的祖父、病重的父亲四处奔忙，而多年以后他回忆起此时经历，忧伤中还带着少有的温情。后来那个答应翻译他《京华烟云》的老朋友郁达夫尚未出生。而他的老乡林纾尚未开始翻译小说，辜鸿铭则身处张之洞幕府并担任自强学堂的英文教师。多年之后，这些人聚首，在风云之中，风雪之内，风月之外，戚戚于故故山河，因不同的问题而往复论辩，为中华故国造就不亡的远因。《东西文化放浪行---林语堂》一书，首先就交代林氏故园的山川民俗，也写出在林家楼上的美国牧师为这个地方带来了《万国公报》，带来了新学。林语堂早期所受的文化熏陶，这些点点滴滴为他之后在东西方文化的长流中驰骋自如，造就了远因，也为他以后在书城合围中率性纵情埋下了伏笔，并为后面章节的展开做好了铺垫。
     
    林氏自云“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无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严格的基督教家庭。”所以传记的写法，细致地考量传主经历，推求其思想所自，性情所由，兴趣所源，是至关重要的。胡适在其《留学日记》谈到传记文学云：“昨与人谈东西文体之异。至传记一门，而其差异益不可掩。余以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西方传记之体例，家世、时势、教育（少时阅历）、朋友、一生之变迁、著述事业、琐事、其人之影响等。”早年发明包治百病的妙药“好四散”、自动抽水机那种兴奋和兴趣伏流未息，未尝不是后来倾家荡产在所不惜而发明中文打字机那种奋不顾身激情的远源，是早年好尚的伏流之喷涌。这些渊源流别，《东西文化放浪行---林语堂》一书备书无遗，为我们察伏线、寻暗流，提供指南。回味上个一百年，烟云倏忽，恩怨情仇皆北邙黄土也。我们书写上一百年之人事要给与更多的温情和理解，而非人云亦云的苛责、毫无根据的评判是非。
     
    清末民国之时，诸家学说并行而不悖，殊途而同归，故周策纵晚年述胡适的话云：鲁迅是我们的人，他是自由主义者。我们研究新文学的新，而忽略旧文学的美，我们看到革新者的锐利与开创，却讥讽守旧者的保存与传承，我们忧心于国衰民微，列强环逼，也不能忽视西方教会学校对我们教育、文化之贡献。政潮之排荡、宗教之拘忌、守旧革新俱未能自起于风尘，转而沉沦于秦火之中，求晦迹桃源自甘贫贱不可得也。当日军阀暴横，民意沸涌，冲锋陷阵者，自是革命者事。学生之职，在明德致善，学以致用，身修而后国治，肩共和再造之希望，启新知昌茂之萌蘖。蛊惑学生，激于义而赴国难，身殒火熄，谁之过欤。杨荫榆、章士钊的反对学生走向街头，今日看来难道尽是错吗？而林氏与鲁迅政治观念的对立，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对左翼文学持否定非难态度，不满左翼，就必须在别人的书中以一个这样的注脚隐现：“以自由主义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这个也能是罪状吗？时至今日，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情和理解，更需要足够的才识和史德。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云：“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所以要重估那个时代，重估我们上个百年的历史，看来很有必要。近百年来文史备忘录的写法，我想应需要足够的冷静和清醒，需要考据的方法、求是的精神，庶可免于后来者的讥讽与斯时明眼人的责难。
     
    故夫子称董狐书法不隐，班固赞子长文述汉非。而章学诚继刘知幾論史之緒余，亦倡“史德”之说，云：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当世名家多曲笔以阿世，谄媚以求荣，事每凭虚，文或虚造，褒贬承旨，以顺为正，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者，不亦难乎!
     
    本书，立体地描述了那个时代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的前行者，值得我们景仰而踵步其后。又能诚实地重估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问题，特别是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新学和旧学，仅以新、旧标其名目，并无优劣之别。历史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新，我认为更要着眼于旧，方能知其远源所承，后来之变。今日竞美新学，而新学何在，抚叹旧学，则旧学沉沦久矣。真正的史学家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非世俗皇权下的奴婢。我们反观一个发明家、一个吾土吾民的阐述者、一个文化的传播者、一个新学旧学兼备者，我们要的是更多的是描述而非评判，因为我们不愿作那样武断的妄下雌黄之人。读毕林语堂传，种种风云变态，一新吾人蹈常习故之耳目，览一人之小劫沧桑。齐鲁书社所编辑《中国近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现已有数种行世：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梁启超、倾国倾城的张爱玲、人间四月天之林徽因、半世文人半世僧的李叔同，再增益以对放浪形骸于东西文化之沃土中的林语堂，历数前代民国范儿，或学究天人、或道通中外、或遗世独立，非拘虚之士所能彷佛，抚今忆昔，前代风流广陵散矣，不仅有元遗山遗民之叹：两都乔木皆秋色，一代名家不数人。也从一个侧面，一个个体来窥探传统的传承与新学的萌蘖，以可从此知晓在上个百年世纪交汇风云变色中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那个时代远去，中间城头大王之旗屡变，皆有数典认祖之心，聚讼不已。吾人躬逢此盛筵，冷眼对蟹行，岂能纵意所适，妄自谈兵，股栗于深渊薄冰之上，寒心于血雨腥风之际。众人一德而尊王，挟九鼎号令天下，耀兵戈以恣意于众生，龟玉毁于椟，虎兕出于柙，孰之过欤。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照眼明。抚今忆昔，多有感触焉。书此与诸位共勉。
     
    （“中国近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东西文化放浪行--林语堂》，孙世军、厉向君著，齐鲁书社2013年6月版，2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