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文学现象是一定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也会影响相应的社会生活。当时两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两国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报纸、杂志的大量刊印则为文学翻译运动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文学翻译作品的畅销也刺激了报刊、杂志的刊行，除了其产生的文学效应之外，在近代社会还为两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应，几乎一度使翻译文学成为了主流文学。 近代中国的期刊始刊行于1815年，第一份报纸印于1858年。 其后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到1921年，已有报刊1104种。在戊戌变法之前，由于翻译小说地种类很少，因此刊印在期刊杂志上的也就寥若星辰，也没有引起巨大反响。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本专刊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开始大量刊登翻译小说。到1916年，文艺期刊的种类就激增到57种，在近代中国报刊业刚刚起步的阶段，这确实是发展神速。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翻译小说大量问世，仅从1899到1916年，就有翻译小说近800种，这也使得许多刊登翻译小说为主的期刊应运而生，除了上述提到的《新小说》外，还有《绣像小说》（1903年创刊）、《新新小说》（1904年创刊）、《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小说时报》（1909年创刊等等）。此外书局的成立也为文学翻译运动带来了介绍域外文学的舞台，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林社更是近代中国介绍翻译文学的主力军。很多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还被多次刊印。例如柯南道尔的小说《华生包探案》从1906到1920年间竟被刊印达7次之多。文学翻译刺激了文学期刊的大量刊行，同时，期刊的大量问世也刺激了文人翻译文学作品的空前热情，翻译多品不仅有了可以发表的空间，而且可以收到一笔不菲的稿酬。而刊登了受读者喜爱的小说的期刊杂志，销量也异乎寻常的好。例如，1907年，商务出版社的业绩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其出版的199种小说书籍中，有135种是翻译小说。而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阿拉伯近代翻译文坛上看到。1821年，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成立了布拉格国立印刷所，从此埃及的印刷业有了飞速发展。创刊于1876年的埃及《金字塔》首先开始刊登文学作品。1892年，《新月》杂志开始刊登翻译作品。1894年，埃及的亚历山大•卡尔库尔(Iskandar Karkūr)出版了《小说选》，这是埃及出现的第一本以刊登翻译小说为主的文学杂志。此后的《小说月刊》（1901年）、《酒友夜谈》（1902年），《民间夜谈》（1904——1911年），《时代笑话》（1908年）、《东方青年》等刊物都开始纷纷刊登翻译作品。这些刊物为了取悦读者，获取更好的销售量，大量刊登能够迎合读者趣味的作品，一时间，充斥刊物的译作几乎都是冒险、爱情与侦探小说。出版利润使许多出版商不断出版那些市场好、销路广的译作，而优厚的稿酬又鼓舞了译者的翻译激情。这使小说翻译与期刊出版形成了一个互相刺激、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但是，这种以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循环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消极的作用，许多文人为了博取读者的欢心，为了追求翻译的速度，在选材和译文质量上望望过于草率。除了当时翻译的一些有文学价值的名著外，很多冒险、探案、情爱小说充斥大部分翻译文坛，形成了当时的主流文学，使读者将西方的通俗文学误以为是严肃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了解西方文学的全面性。这种情况在二者文学的发展有所改善。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那段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与阿拉伯社会面临着不改革不能生存的严峻形势，而二者的文学发展也到了一个亟待转型的边沿。文学的变革一方面需要二者吸收古代辉煌时期的文学精髓，另外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二者要想能够跟紧时代的发展，在西方日渐鼎盛的文学中由小心翼翼地求生存发展到能迎刃而上敢挑战，必然要汲取西方文学的新鲜酵素。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学翻译活动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随着翻译文学的出现，文学领域的革新就已经开始了尝试性的探索，因此，新文学形式的出现可以说在近代就有的，但并未形成强大的潮流和体系。为了便于研究文学翻译对新文学的影响，我们将集中讨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末这个时间跨度内的新文学。 在这段时间内，二者翻译文学继续发展。中国的文学翻译运动在“五四”前后达到了高潮。不仅其数量令人惊叹，而且涉及的范围也非常之广，世界上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有作品被介绍过来。翻译的目的也更加明确，不再是自发的进行选择，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选择一些促进改革、促进发展的作品。各种文学社团相继成立，组织翻译反映革命思想、揭露民生疾苦的文学作品，并且形成许多翻译流派，“直意”之风逐渐成为主导，白话译文大量出现。从1915到1921年，仅《新青年》就刊登了译作30多部。作品涉及俄国、英国、法国、美国、印度、日本、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特别是后来的文学研究会和未名社，十分注重翻译俄、印度、日本等受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这使中国文学打开了自己的视野，使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了强烈震动。加上现代文学家“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外国优秀作品努力加以借鉴，吸取其艺术创作形式和手法，使新文学进入了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 阿拉伯国家的文学复兴也离不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学翻译运动的影响。1919年埃及大革命之后，这种翻译活动仍然有极大的发展。例如，著名埃及文人塔哈•侯赛因(Taha Husain 1889-1973)除从事教学外，还致力于欧洲文学特别是希腊和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法尔赫•安东（Farah Antūn 1861-1922）1922年翻译了小说《印度小屋》、《保罗与薇吉尼》、《阿达拉》等。在近代，阿拉伯文学翻译主要是针对英国和法国的文学作品。而在大革命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拉伯文学翻译还涉及到了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文学作品，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流派，都对阿拉伯本地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阿拉伯现代许多著名文人如艾哈迈德•绍基（Ahmad Shawgī 1868-1932）、马齐尼（Ibrāhīm al-Māzinī 1889-1949）、鲁特夫•赛义德（Ahmad lutfī as-Sayyid 1872-1963）、海卡尔（Muhammad Husain Haikal 1888-1956）、陶菲格•哈基姆（Tawfīg al-hakīm 1898——1987）等等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西方文学，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曾有过留洋生活。在汲取西方文学先进因素的基础上，这些文人同时吸收阿拉伯古代文学的精粹，将二者融合，为阿拉伯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翻译文学促进了语言的变革，进而促进了新诗的产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近代诗歌翻译最初都采用传统诗歌的形式和语言，如中国起初以五言和七言，而阿拉伯译诗也采用严格的古典格律、韵脚，但他们很快发现旧的诗体及语言模式一方面很难适应翻译西方诗歌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模仿西方诗歌之时感到障碍重重。尽管也有文人仍然能够驾轻就熟的运用原来的文体和语言模式来进行翻译，但面对西方文学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和表达技巧，更多的人则感到，中国的文言文创作和阿拉伯从阿拔斯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格旖旎，讲究词藻、格律、音韵的创作方式，在经历了几千年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严格、僵滞、缺乏变化的模式，同时也使诗歌这门艺术成为统治阶级的奢侈品。诗歌创作语言以及形式的变革已势在必行。文人们急切寻求能够更加直接表达自身情感、反映人间百态、民生疾苦、呼吁自由的创作手法。而这种变革首先就表现在二者传统的文学形式——诗歌的创作上。 在中国，从1918年5月起，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五四运动之后，用白话文创作的作品达400余种。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是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此后白话诗集大量出现。新诗在内容上趋向于反映社会的状况，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刘大白《旧梦》、《邮吻》等表现了民间疾苦，揭示了人道主义精神；在形式上，则产生了小诗、散文体诗、无韵体、十四行诗（商籁体）等多种形式的文体。1922年，中国倡导新文学的文人们成立了“湖畔诗社”，受外国诗歌的影响更为明显，所出版的《湖畔》、《春的歌集》、《蕙的风》、《寂寞的国》等诗集抒情短诗为主，体现了新一代青年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和对幸福爱情的憧憬。格调天真欢快，形式短小活泼，使新诗得到进一步解放。 在阿拉伯国家，翻译文学也使阿拉伯语摆脱了许多凝滞、狭隘的成分，变得更有包容性、更有活力。埃及文人穆罕默德•奥斯曼•贾拉勒为使诗歌进一步走向人民、走向生活、变得更有生命力，曾经提出用阿拉伯土语来创作诗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完全用普通话来进行创作。侯赛因•穆拉萨法（Husain Mulāsafā）的《艺术手法》，从现代人的角度研究了阿拉伯语的语法、修辞、韵律等。由于接触西方文学较多，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国的诗歌改革走在阿拉伯国家诗歌振兴的前列。黎巴嫩诗人纳绥夫•雅兹基谢赫（Nasīf al-Yāziji 1800-1871）、优素福•埃希尔谢赫（Yūsuf Ashīr）、埃及的迈哈姆德•萨米•巴鲁迪（Mahamaud Sāmī Bārūdī 1838-1904）都为诗歌复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巴鲁迪被认为是倡导诗歌革命的先驱，他承启古代蒙昧时期诗歌的盖绥达形式，但在内容上，则注意结合生活，使作品反映战争、革命、改革等多种社会现象，反映大自然的美丽、纯真，并一改近代诗歌沉闷的风格，去除其奢华、空泛而庸懒的气息，在诗歌里添入了活跃有生机的成分。在诗歌创作形式上，在巴鲁迪的影响下，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革如火如荼。各种诗社如笛旺诗社、阿波罗诗社等纷纷成立，许多诗人如艾哈迈德•绍基、哈里勒•穆特朗（Khalīl Mutrān 1872-1949）、哈菲兹•易卜拉辛（Hāfiz Ibrāhīm 1871-1932）等都为阿拉伯诗歌振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艾哈迈德•绍基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师法许多大师如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缪赛(Alfred de Musset,1810-1857)、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等。他被认为是创作了阿拉伯诗剧的第一人，他的许多诗剧如《克娄巴特拉之死》、《莱拉的痴情人》等至今仍有很深的艺术感染力。这些诗人都注重观察并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愿望。诗歌创作一改过去为博取统治者欢心的目的，开始走向人民，从人民那里获得永久的生命力。在这之后的是阿卜杜•拉赫曼•舒克里（Abdu Rahman as-Shukrī 1886-1958）、马齐尼（Hāfiz Ibrāhīm 1871-1932）、阿卡德（‘Abbās Mahmūd al-‘Aqqād 1889-1964）等人，他们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更注重表达人类的情感与思想。1909年舒克里发表了他的诗集《曙光》，这部诗集是他开始在韵律、形式、语言等方面对诗歌改革进行创造性探讨的开始。他改变了诗歌一韵到底的形式，开始采用每句押一韵或两句押一韵的方法，并试图将西方的自由诗引入到阿拉伯诗歌的创作中来。诗歌是阿拉伯传统的重要的文学形式，所有这些复兴诗人对它的革新给阿拉伯文坛带来了一缕清新的和风，吹散了沉闷、僵直的空气，为阿拉伯的诗歌创作开创了生动、活跃、富于生机与活力的局面。 总体而言，不论是中国诗歌、还是阿拉伯诗歌，在新文学中的诗歌改革中，其形式都逐渐摆脱了古诗那种严格的格律，也不再只是要求对仗工整，形式变得轻巧而灵活。诗歌由一句一节改为几句为一节；语言也不再一味追求华丽的辞藻，而是大量使用通俗质朴的口语，使诗歌能够接近民众，贴近人生。除此之外，散文诗也逐渐出现，形成一种新的文体。 其次，翻译小说开拓了人们的思想视野，丰富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小说创作题材，并使许多文人开始力求在创作手法上不断革新，从而创作出了真正意义上成熟的小说。纵观阿拉伯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很少有人是专门从事翻译的，这些文人都是在翻译的同时大量地进行创作。在不断的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政治、文化、思想、甚至文学创作中的落后，开始陆续受到西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新浪漫主义以及总称为现代主义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多种文学流派的影响，迸发出极大的创作潜能。首先在创作形式上，中国小说逐渐摆脱了章回小说的体例，阿拉伯的故事叙述也逐渐从玛卡梅文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两种文体都是采用说书人叙述的模式，章回小说语言更通俗一些，但都有“究竟后事如何，且容下回分解。”等的固定格式，而阿拉伯的玛卡梅文体也是以说书人的角度来叙述故事，不同的是采用骈体文，韵律对仗工整。这二者可以说是中国与阿拉伯故事小说的始祖。而西方文学传到东方后，东方文人开始了解到西方小说多样化的创作手段，小说模式开始突破传统形式，进而也摆脱了千篇一律采用第三人称全知性叙述的叙事模式，使小说创作在叙事模式上也有了突破。中国的林纾，埃及的曼法鲁蒂都曾在翻译及创作作品中尝试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的技巧。在新文学时期，这种技巧迅速成熟化，已经能够被文人们得心应手的广泛运用，进而研究探索适合本土的创作方法与表达方式，这里不再一一说明。 近代中国与阿拉伯翻译文学是一个艰苦的、充满探索与徘徊的进程。，处在新旧体制与新旧文学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翻译文学承载的是在吸收古典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新的文学养分的任务，让本土文学能够在应变中积极地求得生存，并进一步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能够独立的屹立在世界文坛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二者近代翻译文学在今天看来有太多的不足和稚嫩之处，但它在二者文学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为推动二者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