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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翻译在起步、发展的最初，必然会经历一个探讨、摸索的阶段。针对同一部译作，由于许多词的译法、许多地名、人名等音译词都语言先例可寻，因此，个人翻译使用的语言往往就不同。同一个作品，在译本里就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地名、人名（这里并不指涵由于理解不同而引起的译作各异），这是各国文学翻译的最初都极难避免的现象。不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近代除了这个相同点之外，在文学翻译手法上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一就是，那时二者最初的译作大部分都不属原作的姓名，也不交代译作原本的书名。而且他们常常出于追求典雅，或是便于国人接受，都会给译作起另外一个书名。如《块肉余生记》、《孤星泪》《红礁画桨录》等（有些还在译作序里说明原作者，而有些就极难考证了。）。在阿拉伯国家，翻译时删改原作、不注明原文为何种语言，不标明原作者或者改变书名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往往使人误以为是创作作品。例如艾哈迈德•哈菲兹•奥德（Ahamad hāfiz ‘ud）在《民间夜谈》杂志上发表他翻译的法尔德里克•马尔伊特的小说《贾菲特寻父记》时，将其分成五篇，各篇名称看上去似乎毫无关联：像《复仇记》、《娶妻记》、《皆大欢喜》等。这些现象随着翻译活动的逐步发展与成熟，在渐渐的减少。而二者翻译文学手法的另一相同处，则是一个极其复杂，涉及到许多翻译理论，也历来争议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最富盛名的近代翻译林纾，与埃及影响颇大的文学翻译者曼法鲁蒂，他们居然都不懂外语。他们的译作有的是由一个讲述者为他们讲述原作，由他们执笔将其翻译成作品，有的是增改前人或是当时人翻译的粗稿进行翻译。这就引发了翻译学中非常敏感的问题：他们的译作究竟对原文的忠实程度有多少？这样的译作其翻译价值究竟有多高？而且，这种现象在当时的阿拉伯和中国文坛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纵观二者的近代文学翻译，译作的本地化的现象不仅在这两人身上有着明显体现，而且在与他们同时代许多精通外语的译者译作中也是处处可见，甚至可以说已形成了一种风气。例如，周桂笙翻译的《毒蛇圈》，曾经加入自己的不少创作；鲁迅译《月界旅行》也有所删改周作人译《孤儿记》属于半译半作。有些译者还在有改动之处加以说明，含有引以为豪的意味。而埃及作家穆罕默德•奥斯曼•哲莱勒也曾对《布勒与维尔吉尼》进行过删译。乔治•宰丹（Jawrj Zaidān 1861-1914）在《阿拉伯文学史》中曾说黎巴嫩的沙克尔•沙戈尔(Shākir Shagīr)将十多部法国作品阿拉伯化，加入了许多个人创作。一方面，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对待翻译文学的一个共同态度：即，受本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认为小说、特别是翻译小说只是一个二手工作，并不能够说明译者具有多高的才华。因此，有些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的加入自己的创作，来证明自己的才华。而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最初在对西方作品的接受上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接受的最初阶段，东方民众还没有进入到对纯文学文本从艺术创作本身来接受的阶段，他们在习惯了本地传统创作方式作品之后，初一接触到新鲜的文学作品，还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文学理论层面的分析，而是着重感受作品所体现的新鲜情节、新鲜思想和主旨，尤其是那些能够呼吁自由、民主、歌颂爱情的作品，对他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有意识吸收其先进文学创作经验的文人，也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本国没有的冒险、科技、侦探小说的文学题材上。这些都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接受重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目的和侧重点。他们会有意的选择一些能够反映这种思想、描写爱情以及侦探情节的作品，甚至在翻译时还会有意识的发挥译者的创作本能，加入译者想要宣扬的思想，从而对原作进行删改；或是忽视原作中的对话和人物性格的描写，重视情节的发展脉络。而到发展较为成熟以后，读者开始能够以纯文学文本的方式来了解西方创作方法、文学流派等，而二者本国的创作者也开始希望从西方文学中求得本国文学的发展之路，对作品的鉴赏力日渐提高，他们开始更加重视译作对原文的忠实。因此尽管严复在早期翻译中就提出了“信”、“达”、“雅”这个著名的翻译观点，但就翻译过程中的“信”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多少存在这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成分在内。对于这一问题，本文将会在《林纾与曼法鲁蒂》一节中详细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