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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与曼法鲁蒂的局限 幼年时的经历与教育往往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性格特色和道路选择。林纾小时候就以其狂放不羁、不拘小节的性格闻名乡里。他是一个感情真挚、爱憎分明、充满热情、甚至是激情的人。他曾自言：“畏庐者，狂人也，生平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下。” 这样的人往往对社会的黑暗、国家遭遇的危难有着极端的敏锐和责任感。因而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林纾可以说是怀着极端的激愤，想要为强国努力。他曾写下：“日苞其爱国之泪，告知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 的感人之句，并且对朝廷的黑暗，军官的懦弱感到愤懑。同时，他还是一个胸襟宽阔、清介高傲的人，对于爱国，他有自己的理解：“天下爱国之道，当挣有心无心，不当挣有位无位。有位之爱国，其速力较平民为迅。然此亦就专制政体而言。若立宪之政体，平民一有爱国之心，及能谋所以益国者，即可立达于议院。故郡县各举代表入为议员，正以此耳。” 但是从林纾前期接受的教育与其涉猎的典籍来看，他接收的基本上是当时的正统教育，走的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所走的“正道”。因此可以说，在思想上，林纾对中国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思维模式有着深刻的认同，并未形成激烈的反叛意识。他所主张的变革实际上只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下对社会政治的改良，这一点从上文所引他的话也可以看出。林纾的思想深处始终有着坚定不移的忠孝人伦理念。在变法维新失败后，国家政局纷乱，辛亥革命又使他拥君的希望彻底破灭，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感到了极端的绝望。在此不谈他后来的思想与政治上的保守，只是这种受打击后的疮痛对他的翻译造成了直接的影响。林纾的翻译序中，曾多次谈到“余老矣！”之类的话，以他一个高傲、狂放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其内心的绝望和一丝颓废。因而后来翻译作品，想要通过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来实现自己振作社会风气的愿望越来越。翻译小说对他渐渐成了玩弄笔杆、消磨光阴、间或发发胸中郁闷之气的调剂。激情的减弱，大大影响了他的翻译质量，在后期的译作中，他认真为之写序，评论原作的译作越来越少，很多都是匆匆译完，搁笔后从不校稿。这些译作中不但存在很多明显的误译，而且在语言手法上，也渐渐颓唐、散乱。不过，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应该给予林纾足够的肯定和宽容，作为一个本性高傲执着的人，在幼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是往往其一生都无法或是不愿改变的。林纾后来的保守，和当时的大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也许林纾如果再晚出生二十年，其情形会大不相同？不论怎样，林纾毕竟是走在文学翻译前列的中国文人，为介绍西方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从创作题材到创作内容的变革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曼法鲁蒂的情形与林纾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曼法鲁蒂生在一个显赫的宗教家庭，自幼家教很严，接受的是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曼法鲁蒂从小性格温和、细腻而敏锐，富有同情心。本性的驱使他对社会的疾苦有着深切的关注，他同情一切弱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想要帮助每一个受苦的人脱离悲惨的生活。但是，他的敏锐多感往往使他容易绝望，在埃及局势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他往往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他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又给了他很多限制，使他拒绝接受其它一切宗教文化。他所翻译的一些书籍，也是增改前人或是同时代人的翻译粗稿而成，而且基本上只选那些能够让他感动、与他心灵有共鸣的作品，对西方文学没有大量的、系统的了解。这样他的译文只是追随自然感情的真实流露。同时这些封闭的空间，使他很难在文学形式、语言上有巨大突破，因而他的成就也就有了时代的局限。但是，尽管后来，在埃及文学渐渐成熟后，曼法鲁蒂的作品的借鉴作用越来越小，我们却不能否认，他风格清新、散文式的译作对当时阿拉伯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于他们的评价，正如埃及学者绍基•塔伊夫说的那样：“应该用文学家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他，用他当时所处的周围环境的情况来评价他，我们不应该用后来时代的标准去衡量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