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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者的近代文学翻译，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都集中体现为翻译介绍西方国情、最能集中体现西方进步思想、进步科技的作品。在这些翻译作品的带动下，进一步引发了小说翻译。而在小说翻译方面，首先畅销于中国和阿拉伯近代社会，引起读者兴趣的则是那些冒险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等娱乐通俗小说。尽管也有有识之士提出过重视小说宣传革新思想的功用，例如，中国著名文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倡导人梁启超1898年在他于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中，明确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他认为翻译政治小说会使国民思想为之改变，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为自己翻译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原作为日本作家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所写的序中，他甚至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在打他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些反映社会改革、揭露民众生活、宣扬革命思想的政治小说。这些小说在极大程度上都起到了启发民智，宣传革命的思想，其翻译的目的正如林纾在《鬼山狼侠传》序中所写的那样，是为了“用以振作积弱之社会，颇足鼓动其死气。” 阿拉伯国家的翻译文人也不乏以宣扬人道思想、自由平等为目的而进行翻译的。埃及文学家穆斯塔法•鲁特夫•曼法鲁蒂在他为自己翻译的小说《为了皇冠》所写的序中说：“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爱国英雄，他具备勇敢、坚毅、不畏牺牲的品德，……介绍这个巴尔干英雄是为了鼓舞埃及人民。” 。 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与阿拉伯近代文学翻译小说中，虽然后来宣扬爱国思想、新民风、民智的小说对二者社会乃至自身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最初二者翻译作品能够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仍然是爱情、冒险、侦探等娱乐小说，这其中又以情爱小说为首。就译作思想内涵对二者影响程度来看，在中国及阿拉伯社会基本上都形成了一个“娱乐小说（情爱、冒险、侦探类小说）——思想小说（政治、历史、宣扬个性的小说）——自身创作小说”的渐进循环。虽然在时间上有些是基本同步的，例如，在中国，娱乐小说的译作几乎与思想小说同时登台，而在阿拉伯国家似乎是娱乐小说要比思想小说早一些；二者的自身创作小说也是基本上在一出现译作就开始了蹒跚颠沛的尝试。但是，其影响的先后顺序基本是上述一个过程。1882年，在中国问世了法国作家茹尔•凡尔纳科学冒险小说《海底旅行》的最早译本（卢籍东译），1898年林纾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时人有“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浪子肠”的赞誉。1903年出现的有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鲁迅译的《月界旅行》、包天笑译的《铁世界》，都是凡尔纳的科学冒险小说。1905年，周作人以“碧罗”的笔名译了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侦探小说《玉虫缘》（1905年）等，一系列的娱乐小说纷纷登场。在阿拉伯国家，最初刊登译作的杂志，对其刊载消遣小说从不讳言。1893年,《青年》杂志刊登了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Alexander Dumas 1802-1870）作品的阿拉伯文译本，宣称其目的就在于娱乐读者。而经常在《光明》杂志上刊登译作的纳斯布•迈什阿拉尼（Nasīb al-Mash‘lānī）也说自己翻译小说是为了博读者一笑。《东方青年》杂志也刊登了《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的其中一部短篇《夫妻俩》，并称刊登此作是因为“这是一部充满了睿智的小说，奉劝男士将其作为夫妻生活幸福之道的基础。” 从埃及书房保存的《山鲁佐德系列》杂志篇目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译作主要是一些能够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冒险和爱情小说，如这类小说没有过多的反映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真实状况，但却可以满足阿拉伯读者猎奇和向往爱情的心理。独立出版的长篇爱情小说有穆罕默德•鲁特菲(Muhammad Lutfī)翻译的《命运之指》，纳欧姆•马克尔兹勒（Na‘um al-Magrzal）翻译的小说《爱的酒杯》等，侦探小说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有翻译的柯南道尔的作品等。而埃及作家曼法鲁蒂的翻译小说《麦吉杜林》所揭示的凄婉的爱情故事，《布勒和薇吉尼》为我们所揭示的自由、幸福的生活，也是被本国读者反复颂读。它使人们敢于正视自己被压抑的情感，敢于站起来为自己的命运斗争。如果说爱情、侦探、冒险等娱乐小说首先受到国人的欢迎与当时译作接受群体的素质趣味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这其中爱情小说尤其受到欢迎，就不仅与此有关，更与那时中国与阿拉伯社会特殊的思想封闭与禁锢气氛是分不开的。 钱钟书曾经说过，习俗慢慢会演变成传统，而传统往往会束缚变革，同样也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一点，在历史积淀深厚的东方国家尤为明显。在中国，多年的封建束缚使人们习惯于压抑人类的自然情感，培养出一批批四平八稳的道学先生。因此，反映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思想的“经、史、子、集”等正统文学才是高雅文人的推崇，而那些风花雪月歌颂爱情的作品往往居于次列，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中国曾有的白话言情小说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大结局，而且把玩他们的也只是一些下里巴人，而居庙堂之高者对此总是不屑或是故作不屑一顾的。这种情况在阿拉伯国家也同样如此，在伊斯兰教严格的宗法制国家中，女性连抛头露面都要收到严格的限制，更不要说自由的谈情说爱了。谈论爱情成了宗法中伤风败俗的罪行，成了人们心中触不可及的奢望。但是，人类的自然情感是很难久久压抑的，作为纯真人性的一面，必然会对美好的爱情有着强烈的追求和喜爱，而且往往愈压抑，爆发的愈强烈。在近代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内忧外患使人们的思想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而对爱情讳莫如深的压抑又越发的使人们感到窒闷，积郁在心中的各种情感都希望得到酣畅淋漓的释放。而爱情被视为他们争取自由、独立自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第一步。加上近代引进西方文学后，小说的地位在中国和阿拉伯社会发生了微秒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堂而皇之的阅读小说了。因此，那些反映西方世界对自然情感推崇的作品，凄婉爱情中体现的百转肠回的情感，一经与人们的心灵碰撞，立刻显出了超乎往时的巨大反响。除了在政治革命小说中，释放人们的爱国情感外，这类小说为人们打开了另一个情感的天地，成了他们释放自身情感的另一个突破口。不断的正视人类本能具有的却长久以来都到压抑的情感，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过程和表征，因此从人们对待小说特别是爱情小说的态度变化，可以折射出人们乃至民族的思想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