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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诗人拉夫阿特向以萨迪为代表的古典诗歌秩序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在《革新》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枪炮声在我们血管里唤醒的激情，是用萨迪及其他那个时代的人的陈旧而僵固的匀称对称的语言平息不了的……”[10]拉夫阿特还把巴哈尔等其他立宪派诗人均叫做守旧派，把他们称为阻碍伊朗诗歌变革的敌人。拉夫阿特抨击道：“你们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你们将用20世纪的灰浆去补波斯波利斯宫殿的裂缝吗？然而，你们连这个才能也没有，因为你们胆小，萨迪的棺材会将你们的摇篮窒息。……”拉夫阿特还说：“在我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更是一个混合有民族和社会内涵的问题，因此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11]应当说拉夫阿特已经发出了改革古典诗歌的强烈呼吁。 但是，他们呼唤文学革新的声音并没有得到伊朗文化界的响应，反而受到讽刺和批判。为什么同样的呼声却得到不同的回应，这就牵涉到文化界的领袖人物所起的作用了。 在中国，文化界的领袖人物首先站出来反对旧文学，大力倡导白话新诗，一呼百应。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文化界的领袖确切地说他们都不是诗人，但为了倡导和推动白话诗的创作，都身体力行地带头做白话诗。正如鲁迅所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旧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12]胡适作为当时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其号召力非同一般，其《尝试集》一印再印，以致于当时的新派文人都“以适之为大帝，……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13]（此话原是章士钊抨击胡适所倡导的新文学的弊端的，但我们从中可看到胡适在当时文化界的影响力。） 在伊朗，巴哈尔、德胡达等都是当时伊朗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巴哈尔主办的《新春》、《早春》，德胡达主笔的《天使号角》都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学杂志，他们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诗文，猛烈抨击封建政体，宣传西方的民主新思想，并且对伊朗社会和文化中的某些弊端也有一定程度的批判，并且认识到文学应当适应如火如荼的斗争需要，从而大力提倡文学表现新时代的内容。因此，对于文化守旧派来说，他们无疑是新文化的倡导者。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古典文学形式对新时代精神的妨碍作用，因而他们提倡的新文学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比如，巴哈尔在自己创立的文学协会的成立宣言中就明确地说：“协会的宗旨在于：在古典诗歌和散文的制服下传播新精神。”[14]可以说，巴哈尔的一生都致力于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诗歌。面对拉夫阿特的抨击，巴哈尔撰文回击说：“我们还没有胆大妄为到如此地步：在自己的文学祖宗和诗歌先辈们缔造的大厦上抡板斧。我们暂且对它进行修缮，然后我们将力图在那大厦的旁边建造一座更新的建筑。”[15]这些话充分反映了当时伊朗文化界上层的新文学理念。而阿高汗·克尔曼尼与拉夫阿特在当时伊朗文化界只能算是无名小卒，倘若不是他们喊出过诗歌改革的呼吁，恐怕在伊朗现代文学史中是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的。人微言轻，因而他们的呼声在当时并未得到伊朗文化界的响应，反而因不合时宜而受到责难。在中国，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不是诗人，但其文坛领袖的地位使其诗歌改革的主张得到众人拥护，从而使有诗才的诗人们去积极实践；而拉夫阿特的诗歌改革呼吁，没有得到响应，没有人去实践，而拉夫阿特自己又缺少诗才，因而几乎没有对伊朗诗坛造成任何触动。而在40年代，伊朗新诗之所以迅速发展，固然与当时伊朗政治空气的开放有很大关系，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得益于伊朗文化界上层对诗歌改革的接受。 关于文学领袖的作用，我们还可以举伊朗现代小说方面的例子。最初西方小说传入伊朗时都被翻译成了古典格律诗形式。1921年，贾玛尔扎德的《故事集》出版，这是公认的伊朗第一部现代短篇小说集。公正地说，这部小说集在艺术上犹如胡适的《尝试集》一样稚嫩。但贾玛尔扎德文坛领袖的表率作用，使现代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很快被伊朗人接受，并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不少佳作。因而贾玛尔扎德的《故事集》在伊朗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犹如胡适的《尝试集》之于中国白话新诗一样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